因此，人类学研究历史一开始就采取了与历史学，至少是传统历史学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历史问题。这一切确实根植于这门学科的学术传统，尽管历史人类学的风行只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事。
    至此，玛丽莲·西佛曼和P.H.格里福完成了一个看上去很精巧的理论宣言，重视对历史的研究，强调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走进历史田野，却怀抱着人类学的目的和学科传统。他们尊重历史，仅仅在于他们需要解读过去以说明现在，历史人类学从其产生就仅仅是一种策略，针对过去的一种策略，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他们宣称：“因而，在解读过去的时候，人类学家身上有着某一个独特的传统，这个传统根植于这门学问的学术历史中，也根植于研究人员的专业历史中”；“我们不但带着我们‘更深刻的问题’到达那儿，而且正因为‘过去’和任何其他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都不一样，我们也无可避免的遭遇到各种新的分析议题。这表示，历史人类学不能只用作一个躲避、或更可能是加深旧有冲突的办法”（68页）。“因此，我们视历史人类学一方面是对过去的策略，一方面也是扩大我们人类学工作方法的机会--籍由因解读过去所引起新问题的刺激，籍由给这项工作带来不同的人类学了解那些人的构想，以及那些较我们更早进入这个领域的其他学科学者的鼓励”（69页）。
    虽然宣言如此美丽，但是“冲突”仍然来临了。当人们把焦点转向书的第二部分，即六个关于爱尔兰历史的个案时，人们似乎很难从这几个以地方文献研究为主的题材中感悟到其导言中精彩的理论抱负。笔者宁愿把这个结果归结为自己对爱尔兰历史的不熟悉和自己悟性的不足。即使这样，人们还是有理由质问，把这六个个案放在一起究竟是遵循了什么样的逻辑？19世纪的爱尔兰的饥荒中的政治大合唱、诺尔河鲑鱼渔场的偷鱼者、荡尼格尔西南部的宗教论述、基尔肯郡南部的商店主和农民、20世纪早期爱尔兰主干家庭，以及17世纪两个郡的地产、社会和聚落之间可以勾勒出怎样一幅不同的爱尔兰图象？而这幅图象又可提供什么与原有的殖民主义理论、世界体系和依附理论不同的解释？抑或他们各自本身在人类学家中具体细致的场景论述帮助人们获得了关于超出他们本身的“地方性知识”？
    在笔者看来，本书中第二部分的六个个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在稠密中失落”的危险。这一切同样是和人类学强调的“地点感”以及过于偏重解释个体有关。这其实是他们在导言中所意识到的，所谓“在构成历史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三个关键特征--地点、整体论和叙事顺序--之间，有本质的紧张性。”诚如一些历史学者批评人类学者纪尔兹（Clifford Geertz）“厚描述理论”所说：“厚描述应用于历史研究仍遭遇到许多困难。首先是历史破碎化、片段化的问题。虽然纪尔兹不断声言：研究的焦点并不等于研究的对象，但有关脉络化的问题，即在处理部分与整体关系这个问题，纪尔兹的理论仍不甚令人满意。以纪尔兹自己对爪哇国家与人民的自我建构的研究为例，纪尔兹意图将爪哇的独立过程与西方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相连接。但多数学者的意见是，纪尔兹的处理并不令人满意。”（注：盛少辉：《纪尔兹“厚描述”：一个文化诠释理论》，《世纪中国》网站，http://www.cc.org.cn/wencui/030120200/0301202011.htm。）
    社会史研究者似乎可以避免这类问题，社会史研究者重视理论关怀和建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布罗代尔的理论构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等，都强调整体结构和长时段的变迁的学术视野，可帮助研究者有效地避免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类似困境。然而，历史人类学之所以在20世纪60、70年代起风靡学术界，不正是对上述宏大理论的反动吗？回到本文开头的话，我们可以说，无论历史人类学如何地需要整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优良传统，两个不同学科的巴别塔可能永远无法消除，事实上，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我们看到了学科之间既独立发展又相互整合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