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科赞成，恰当的历史表现与特定的历史现象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一种叙事的表现模式就足够了，因为人类主体的活动是叙事地建构起来的。每一种意向行为都假设了一种它将在其中行动的世界的“预构”。就这一行为允许在行动过程结束后对其意向及效果进行回溯性构造而言，该行为的结果确证，对于某种想象中描述的世界，这种预构是不是充分。构造是对于一系列行为及其结果的新的定形，它以故事的形式显露出意义，而故事的结局阐明了此系列的开始和中间阶段。其做法是，在那个被预构为行动发生之配景的世界中，将这一系列行为作为一种意图的实现以回溯的方式“捏合在一起”。这样，历史的主体便通过它的行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
    只是在这些行为实施很久之后，史学家才有能力以“产生意义”的故事的形式重新构造行为主体、行为及其结果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这些行为的历史性。
    但是，“产生意义”必须被理解成“设置情节”或提供情节类型。该情节类型允许把那些看上去可能只是系列事件的东西当作序列物和等价物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来理解。其中，“情节”可以回溯性地被理解为贯穿了自行动者的行为开始阶段到结束阶段的整个过程。在那种体现了每一种情节类型之内涵的形象完满的结构中，这种“情节”使得人们有可能把特定事件串捏在一起，以此作为具有目的性的行为的实例。这样，一组事件的情节化便将这些事件由表面上是时间内体验的显现，转化为似乎是历史性的体验。
    五
    我曾经指出，利科的所作所为将拯救那种作为表现模式的比喻，它构成并充实在任何有关实在的叙事表现中，而不论人们认为该实在是事实性的还是虚构性的。对他而言，正被喻示的无论如何都是“历史性”本身。历史叙事是被视为“深层时间性”体验的“时间内”体验的比喻，就好像把时间当作其主题及组织原则的任何一部小说，如《多罗威太太》、《追忆似水年华》、《魔山》、《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等等。无论被当作“时间性”体验的事件世界是不是故事根本所指，情节化行为都是对二者特征的描述。这正是我为什么将保罗·利科的《时间与叙事》称之为“叙事性的形而上学”。通过运用“深层时间性”的本体论范畴，历史事件都被赋予了一种本体论的基础。这样，历史被赋予了结构，即表层与深层、变化与连续、混沌与宇宙的结构，但是，它又分散在暂时整合的各个层次，从编年史的分散形式到叙事的构成形式，再到永恒的不能定形的形式。
    于是，利科像黑格尔那样给了我们一种没有上帝的历史神学，这正是任何形而上学可能蕴涵的。在利科那里，我接受他将作为叙事不同类型的历史与虚构联系在一起的努力，这些类型的叙事通过把事件喻示为人们在时间意识中生活时种种生活矛盾的显现而产生意义。然而，我想要强调的是，历史实在的任何叙事表现所喻示的正是种种情节类型，它们在西方文学传统内往往用来赋予时间性过程不同种类的意义。因而，一种对历史过程的叙事表现便是一种针对那些在神话、虚构和文学中发现的意义结构的比喻。
    注意，我暗示了神话的、虚构的和文学的比喻手法之间有所不同，可以通过主题加以区别。所有这三者都用情节类型赋予时间性过程以意义。但是，作为写作类别，根据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把写作本身既当作话语的主题，也当作阐明话语的工具，它们是可能区分的。
    “文学的”话语将它自身的写作程序当作已被阐明的主题，以及产生说明的工具。如果接受这种对叙事话语种类的描述，我们就能理解某种有关历史实在的特定表现怎么可能视具体情况而被看成是神话的、虚构的或文学的表现。这是一个理解话语中所说的与正说着的东西怎么被看成了表现的主题之间关系的问题。采取这种方法，我们在有关历史实在的叙事表现和结构主义表现之间，或者在两种策略不同类别的组合之间进行区分就不会有什么困难。问题是要确定用来表现历史事件领域的话语过程是否和它的所指一同被想象成了话语的内容或主题，或者确定这些话语过程是否像前面说到的话语本身的结合处那样，被当成了已知的东西，并且是否简单地被用来表现现象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借助话语、运用话语并从话语中把握经验的困难。
    历史事件或过程所假定的特殊性、短暂性和过去性意味着，与一种自然的结构或关系不同，它只能在一种形象或想象中被理解，只有剥夺它的个体性才能将它概念化。要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表现为本质上是线性的、循环的、两极振荡的或不规则的过程，这也是赋予他们形式，但是是赋予它们种种概念或类型的形象，并因而剥夺的“历史性”。可是，要把历史行为者、历史事件以及历史过程表现成叙述的要素，就是要通过重建它们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和它们与其栖居的世界在形式上的关系来回想它们。
    当然，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叙事和不同种类的比喻方法。古典异教文化的叙事技艺完全不同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叙事技艺方法又完全不同与后基督教的、人文主义的和后人文主义的那些叙事技艺。有一种仍待书写的叙事史，它展现了这些不同之处，同样也展现了任何连续性，它可能看上去存在于叙事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因为叙述形式正如比喻形式一样，能够拥有各种各样的概念性内容。但它却必须被看作是具有其自身形态上的“实质”。
    作为模式的叙事与作为类型的叙事之间的不同，提供了区分古典的和基督教的叙事性概念的一种方式。尽管前者将模式类型化，后者使类型模式化（比较实体主义的基督论和变化了的自然神论）。鉴于古典的叙事性观念是从对变化理解转向证明什么是变化中恒定的、持续的和典型的东西；基督教的叙事性观念是从一种对常态、连续性的感知转向证明：在一个历史存在物中，彻底的变化和转化所具有的影响和意义。这是因为基督教在道成肉身之中安排了有关历史过程的一种灾难性间断，以作为随后历史事件在实质上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基督教神学家努力想象这种变化，并将它概念化为一种模式，以表现较早的（或过去的）事件以及较晚（现在或将来）的事件之间的关系，在这过程中，他们得出了一种追溯性因果关系概念，通过这种概念，在事件能够主要被解释为在后事件的一种预感或者在先事件的一种完成这样的范围内，它将在一定范围内被历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