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的创始人维柯曾言，历史比自然更容易理解，因为自然外在于人，而历史则是人自己的历史。但是，人离自己最近，也离自己最远，自我认识永远是人要面对的课题。当代人的历史之迷思，就在于人自身在现代遭遇的空前变化。历史、现代性与现代人，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域。本文旨在对现代历史观念的演变做一初步考察，把存在的问题敞开，以资进一步研究。
    一
    让我们先按“历史”的通俗理解，从自己的历史感受和历史意识说起。近代以来，我们对自己历史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现实”本身告诉我们的是，越是古老的民族近代越是落伍，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近代大都衰落了，像一个气息奄奄的老人，它们似乎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周期的尽头。而当着危亡的处境终于使国人萌发出复兴的愿望和意图，要把一个“老年”的国度变为一个“少年”的国度时，却感到那古老的历史不是像绳索一样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就是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得自己喘不过气。相反，那些历史短浅的年轻的国家和地区却生机勃勃，发达昌盛，走在时代的前列。这不能不使人们对自己悠久的“历史”产生某种厌弃情绪。但是，属于这历史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又总会有一种阿Q情结，既羡慕又有些瞧不起那些缺少历史厚度的“暴发户”，自觉不自觉地滞留在过去的年代，怀念着祖上的荣光。那么，这只是人出于争强好胜的本性与别人比阔吗？不是，这是要护持正在被拔起的族类文化之根，在自认为“精神文明”天下第一的国粹派们那里更是如此，只不过这种“护持”多半表现为不明天下大势的可笑的自负和抱残守缺而已。
    然而，也正是通过拼死的抗争，中国人的历史主动性才被激发出来，建立了政治上独立的民族国家，传统也才在裂变中有了某种接续和展开。如今，随着现代化建设在物质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们有了一定的自信，对自己的历史也变得和善和重视起来：老字号的店铺和传统工艺被发扬光大，古建筑由于旅游的价值而受到严格保护；与民间认祖寻根续家谱和国家诸项考古工程相伴随的，是学校特别是大学对自己历史的空前看重--不怕牵强地尽可能地向前追溯建校日期，甚至于恨不得直接上挂古代的书院；构成大众精神生活内容的更是古人的故事，在各种文化媒体和艺术舞台上，以我们古代历史特别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题材的历史剧已经风光很长时间了。显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与文化的相对分化，我们有了对历史更多的需求和认识，不只是让历史遗产服务于经济发展，从历史中得到情感的慰藉，更是为了加强民族的认同，开掘并培植社会文化资本。历史剧中的那些“主子”们与“奴才”们，也早就不是脸谱化的阶级角色而被编导们处理成民族群体的代表和历史个体了。应当说，我们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化，那样非此即彼；现代与传统之间正在达成某种沟通和理解。这样，现代化建设也就有了同时成为重构和推进历史的活动的可能--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变化。然而，我们并非对所有的历史都能坦然面对，宁可忘掉的，不愿正视的或者给予似是而非地解释的，不一而足。从现今人们在生活中追求各种新奇的刺激而实用理性却一仍其旧，从对历史的厚此薄彼特别是对帝王将相的发迹和权谋的津津乐道，从原来的阶级政治标准到现在通俗文化的尺度--不能不说，这里反映出来的既有历史的惰性，又有传统与现代负面因素结合而成的物化取向，同时也表明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我们作为人的本质的处所不过是在对流俗的“幸福”的追逐中，这只要看一看浅薄、庸俗与贪婪的社会风气仍不见多大好转，即可了然。我们是否以自己的生命活动传承并开辟出了新的历史？是否自觉地树立起既源于历史又属于现代、既具有民族风骨又有普世意义的文化精神？这都是我们不敢断然首肯的问题。
    那么，作为生活现实之自我理解与反思的学术又如何？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历史意识，史学一直是传统学术的显学，甚至有“六经皆史”之说。但在尚未实行现在的“公历”纪年以前，严格说来，中国人没有现代所谓的历史观念，因而也就没有现代的历史学和历史哲学。这种差异非同小可，须稍作展开辨析。
    从自在的意义上说，人类一产生就有了历史，但基于自觉地“关注”和“记忆”的历史意识却只能是后来的事情。人的历史意识和哲学与科学一样，最初也是从古老的神话和原始宗教中产生的，许多民族关于自己起源的传说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随着语言文字符号的创造和认识能力的发展，人们也越加注意积累和运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仰赖神的“启示”和物我“互渗”的原始思维，属人的时间性的历史意识也就逐渐萌生。历史意识的出现不单意味着后人对前人经验的重视，更意味着他们对自身所从属的世代谱系的认同和崇敬。在古人那里，先人们的历史既是经验的宝库，又是精神和情感的寄托之所，因为那是他们成长起来的襁褓。所以古人的历史意识往往指向过去，他们越是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中感受到混乱和痛苦，越是容易把过去理想化并作为自己精神皈依的家园。古人从万物之流变中寻找惟一的本原和永恒的本质的哲学思想的产生，不能不说与这一信念大有关联。而根据这一信念，历史并非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流，向前与向后，崇古与厚今，虽方向殊异，又可以贯通。在中国古人那里，表征世上万物之变化的“易”，就既是“变易”又是“不易”，变与不变直接地贯通在一起。老子主张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是由于他认为“反者道之动”，道的运行是周而复始的。孔子自谓“好古”还要“复（周）礼”，他同时却从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之“损益”中得出“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的结论。中国史书记载、研究的“史”是古今之变，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但人事或人世总是关联着“从来高难问”的天意、天命，史也就系于天人之际。从中国古代的纪年来看，一方面，它由天干地支的相配构成传统历法，六十年一个周期；另一方面，每一王朝的皇帝的年号又是新王朝的始元，新旧王朝的嬗递则往往以“五德终始”（还有与其大同小异的“三统”说）为其合法性依据。这表明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是基于人的农耕生活的天人合一的循环论，讲究的是顺天应人、安时处顺、物极必反。尽管人生苦短、世道多艰，使人易生虚无之感，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们从分合治乱、兴衰成败的循环中，仍相信得道多助、善有善报。而“善”“恶”之分，皆在于能否安分守己、制欲知足，这是一种以自然法度为伦理依据的道义论。在学者们那里，自然法度就是事物的固有之“理”，而理在势中，势以理成，历史的趋势由此得到解释。可见，中国古代的历史循环论既是古人的世界观亦是其人生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