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在，让我们再来纵览一番现代西方人的历史观念。
    西方古希腊时期的历史意识与中国古代大体相类，其特征也是循环论兼有倒退说。西方人历史观念的变化缘起于基督教。从古代命运多舛的希伯来人的犹太教中裂变出来的基督教，是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宗教。基督教认为，上帝的创世行为开启了时间，也启动了人类的历史。上帝爱以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类，但是人类由于其原罪而不断地犯下这样那样的罪过，自堕苦难。上帝之子耶稣为拯救人类以肉身显世，劝人改悔，耶稣虽被罗马总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死而复活，并将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这期间，复活的圣徒将与之共享福乐，魔鬼则被禁闭。千年期满，一切有魂灵者都将接受最后审判，魔鬼和罪人下地狱永远受罚，无罪之人则进入新天新地的人间天国得到永生。为基督教神学奠基的奥古斯丁以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在人世间进程中的相互纠缠，并在最后审判中被区别开来，进一步说明，人类历史就是圣爱与私欲、神性与魔性在人们的心中、生活中彼此斗争的进程，而这个进程的结局必定是前者对后者的胜利。这无疑表达了人类最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即善终能战胜恶，苦难的人间终能成为乐园。可见，基督教为西方带来了统一的世界历史观，这一历史观不仅反映了人的灵与肉的矛盾和人类内部的善恶对立，而且，使人类历史由于上帝而获得了目的与意义，或者说人类由于上帝而有了从一确定的始点向着理想的终点前进的历史，这就是人从罪恶中获救。我们知道，西方人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命运的观念，但他们并不认为历史有什么意义或模式。历史呈现的不过是人类的冲动、弱点、野心造成的不能更改的后果。与此不同，在“基督教的时间图表中，圣经历史的各个转捩点--上帝创造万物、耶稣的生涯与死亡、将来的最后审判，已经设定全部历史时间的框架。”[2]（P44）而基督教把上帝视为“万能的父”，视为“道、真理与生命”，把人类历史视为上帝救世的过程，实际上表明人作为弱小的有缺陷的存在物的这样一种需要和自觉：只有通达于与人为善的客观化的最高价值，人才能超越自身攀升到完满的永恒的境界。我们知道，基督教是遭受罗马人残暴统治的犹太人的情感和信仰的产物，既然苦难发生于现实世界，它最终的解决也只能在现实世界；“道成肉身”已然说明超验必定呈现为经验，“因信称义”则意味着人的精神信仰是他成为义人的中介，人能否得救取决于他自己。随着基督教在世俗世界取得合法性，也随着人们因灵与肉的分裂而招致的新的祸患，基督教所表达的人类历史向着至善的“进步”，就必定由原来的从大地向天上的行程，转变为从天上回归到大地的行程。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前后，神学中多了人学的内容，基督教的神学历史观也开始转向人学的历史观即现代进步的历史观。如果说提出“人类历史由人自己创造”这一命题的维柯还要借助天神的话，伏尔泰则直截了当地以人自己的理性、利益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了。从此，人类现世之经验的历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看重自己的历史，也就是看重自己的理性和能力，凭这理性和能力，人类就能够像康德所说不断地趋向进步即自己潜能的实现，最终达到自由王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仅明确地把自然变化与人类演化区别开来，还特别强调历史是精神性的，因为精神才有理性和创新可言，才能使人成为自觉自为的主体。他甚至由此否定中国古代的历史之为“历史”，这显然是对西方现代历史或历史的现代性的哲学界说。到了19世纪，人们的历史观中进一步揉进进化论思想，“历史即进步”的论点流行开来。历史进步说大大地鼓舞了现代人的主体意识，有力地推进了现代化运动。
    然而，也就一两个世纪的光景，在许多西方人的心目中，历史就不再意味着进步，人们对历史的怀疑乃至抨击代替了对历史的赞颂和信任。与18、19世纪相比，20世纪西方社会及其理论界的历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历史不再是他们信任的价值本体而成为他们讨伐和瓦解的对象。
    深受尼采影响并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斯宾格勒在20世纪初就断言，崇尚个人自由和金钱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已经没落，并必定走向死亡。他认为，能够拯救西方的只有特殊的种族与强力意志（注：参见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册，“导言”、第210-212页；下册，第555-556页、第636-640页、第718-724页、第774-776页。）。认同斯宾格勒的历史文化观的汤因比，在20世纪中期出版的《历史研究》中认为在世界的26个文明当中，只有西方文明还算活着，但他却用许多篇幅描写了西方文明衰落和解体的各种迹象，并认为，“人类的这一代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尽力认清一个道理，这就是人类现在正处于生死关头，而且不可能臆测到将来的结果怎样。”[3]到了20世纪的末期，连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竭诚拥护的福山也承认，“我们所有人都深深地陷入历史的悲观之中”。“20世纪的悲观主义与上一个世纪的乐观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们最深邃的思想家已经得出结论称：历史，即一件件人类事件的发生，并不存在一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秩序。我们的亲身经历似乎已经说明：未来似乎不大可能不会出现新的无法想象的邪恶，例如狂热的独裁政治和血腥的种族灭绝，还有使生活百无聊赖的现代消费至上主义；未来也不可能不出现史无前例的灾难，例如核冬天或全球变暖。”“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人的自信”；“20世纪的人类经历，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基础这一主张。”[4]
    当代西方人对历史的确表现出普遍的不信任，如果说导致这种不信任的直接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人为的灾难的话，那么，这种“人为”及其历史“进步”的观念就必定成为被进一步质疑的对象：既然正是人类自己的活动造成了人类的悲剧，那还有什么理由再相信人类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呢？西方学者盖尔斯顿这样评述西方现代历史观念从上升到下降的过程：首先是“进步观念”的形成。在马基雅维里开始反叛古代以后，培根等早期启蒙哲学家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历史，坚信只要挣脱古人的思想枷锁，凭借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会促使人类走上无限进步的大道。但卢梭却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样可以造成人类的败坏甚至毁灭。康德由此而将“进步观念”改造成“历史观念”，承认科技的负面问题和人类进程中的灾难，但认为人类“历史”总体上合目的地必然地走向自由王国，从而达到历史的终结。从这种终点的立场看，人类在这一过程中的苦难、灾难都是必要的甚至值得的。这一历史观念原则上也为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所继承。但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不再相信这种“总体历史”，随之出现的是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观念，即认为历史根本没有方向和目标，甚至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历史”，历史至多是某个“特别时刻”的突然来临或“绽出”，它没有什么因果必然性，于是全凭人自己判断并进行孤注一掷的反抗。这就是历史主义导致的虚无主义[5]。海德格尔在早期大谈向死而生的“此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是要从人生存可能性的筹划和决断而形成的历史境遇（事件）中通达存在，但后来他认为人的历事的历史走不出主体主义和虚无主义，先于并高于人类的存在的“历史”才是真正始原的自行规定的历史，因为“存在的历史就叫做存在的天命”[6]，而人只有通过“思”与“诗”才能理解这天命。所以无怪乎海德格尔最后还是吁请“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