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3；K09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2-0005-09
    几年之前，笔者一度曾思考20世纪后半期唯物史观学派与传统实证史学派的嬗递变迁问题，包括老一辈学者在这一时期中的人生经历与学术探索过程、时代与学术发展的关系等问题，拟以访谈的形式，就几位史学名家进行探访研究。这一念头的萌生，实端赖于漆侠先师在世时的诸多启发与教诲。于是，在访谈先师之后，旋以著名历史学家、郑州大学高敏先生为访谈对象，以逐渐摸索其间的演进转变脉络。后又蒙《史学月刊》主编李振宏教授不以笔者学力之不逮相嫌，垂示访谈高敏先生。两三番书信往还后，李先生提示了应该具体访谈的主题内容。而后，与高敏先生多次书信商谈，高先生仍保持着他一贯的谦逊，经笔者再三申述这一访谈对青年学者所能起到的影响和薪传作用，方蒙惠允。于是，我们踏上了前往郑州的列车。在张旭华教授和高凯副教授的大力协助下，我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访谈，后又经进一步整理，写成此稿。
    问：高先生，您是我们极为尊敬的学界前辈，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断代史领域，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土地制度史、兵制史和简牍学、古籍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今天的这次访谈，我们想请您先谈谈您的学术经历。在学生时代，您为什么选择了历史学专业？
    答：我的学生时代长达20年。包括小学六年、中学七年、大学四年和研究生三年。为什么中学有七年呢？因为我的中学阶段都是读的师范学校，包括四年初级师范和三年中级师范。我为什么不上普通中学呢？关键是因为家里人口多而收入少，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缘故。而师范学校不收学杂费，包吃包住，成绩好的还有奖金。我上的初师和中师，都是湖南省有名的学校，初师叫龙州师范学校，中师是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由于这两所学校都是培养小学教师的，考的人都很多，很难考上。龙州师范学校最好，考上它的学生都年龄比较大，不乏十七八岁甚至二十岁左右才考上的。而我以一个13岁的孩子考上此校，而且名列第二，顿时引来了不少注意的目光。考中师时，又是名列第二。
    师范学校是很重视国文、历史、地理这些课程的，而且教师的知识水平也普遍较高。文史课程的基础自然比普通中学的学生要好一些，我对数理化也很感兴趣；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历史专业，恐怕与我的文史基础比数理化要好一些这一点不无关系。比如，我中学阶段就读过《史记》与《资治通鉴》的部分内容，也读过大学文科的一些书籍和著作。
    问：众所周知，您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而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继学术界所称誉的“四大名旦”（唐长孺、周一良、王仲荦、何兹全）之后，被誉为“四小名旦”（田余庆、韩国磬、高敏、万绳楠）之一。您能否结合您的研究工作或就这些专题研究情况，谈一谈您的主要学术成果？
    答：“卓越的学术贡献”谈不上，我只是在这些领域做了一些探索性工作而已。我先说说我研究工作的大致进程吧。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是随唐长孺教授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就是唐代土地制度问题，约20万字。后来，为什么又转向秦汉史研究呢？这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个是受陈寅恪教授的影响。陈先生是重点研究隋唐史的，但他很重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二是唐长孺教授对我的要求。唐老师常以陈寅恪先生的例子教育我，认为我要研究好魏晋隋唐史，必须从秦汉史的研究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明白魏晋时期典章制度的渊源，何况我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实肇始于秦汉呢。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我，他指导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秦汉的自耕农研究。因此，我的研究方向确定为秦汉、魏晋南北朝与隋唐，这第二个原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的研究领域确定以后，就得进一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新中国建立后，农民战争史是我的首选研究方向。随着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我感到要真正探究古代农民战争史，就必须对古代经济史进行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揭示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必须首先重视经济史的研究，因而我的研究层面就逐步由农民战争史转入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我写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等书稿，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倾向性。
    随着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使我越来越感觉到研究地下出土资料的重要性。因此，出土的碑刻、墓志等等就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尤其是地下出土的简牍、帛书，都是会说话的原始资料，较之墓志、碑刻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为此，我很快加入了简牍学研究的阵容。于是，我写了《云梦秦简初探》及其增订本、《简牍研究入门》等书稿与论文。为促进和推广简牍研究，我不揣浅陋，给研究生开设了《秦汉简牍的介绍与研究》课程，并写了教材，因此，我的学生一般都能重视简牍研究，如韩国河十分重视考古资料，蔡万进所写的《尹湾汉墓简牍论考》专著已经在台湾出版。
    在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史料整理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尽管我在研究生阶段就很重视史料的积累，曾被人视为“史料派”。但是在严重的“以论代史”思想的影响下，我也曾不情愿地不敢再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实际上，史学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虽然是必要的，但这种指导，决不应当降低史料对于史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是恰恰相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史学研究，更应当重视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里的“实事”，对史学研究者来说就是指经过考辨、订正和筛选的具有原始性、丰富性、可靠性和准确性的史料。然而，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方面，现存史料存在“少”、“残”、“讹”、“衍”等严重问题。开展简牍研究，虽然可以克服上述史料缺陷的许多问题，但并不能全部解决，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史，由于纸的发明及其推广使用，地下出土简牍的数量远不如先秦秦汉时期。因而，克服史料缺少的问题就成了一个瓶颈性问题。这就是说，必须想方设法去扩大史料面。我在这方面做了点滴尝试和努力。
    至于对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各做哪些具体研究，下面就稍加介绍。总起来说，我所做的研究工作，大都在于或用于证实前人之说，或据以增补前人之论，或在一些方面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下面依次简单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