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5)
立足于现实,学以致用,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中来阐发现实和预见未来,通过对历史上具体问题的研究服务于当前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应该是史学研究的灵魂之所在。为此,我曾主张研究历史必须重视社会调查与实地考察,然后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去提出和探讨问题。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上一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曾经应河南农民的要求,发掘文献史料和大量的地方志资料,探讨了古代河南北部农村是否适合于种植水稻,在《人民日报》和《郑州大学学报》发表了论文,解除了农民心头的疑惑,同时还论证了为什么明清时期北方水稻生产萎缩的原因。1981年,我去西北考察,沿丝绸之路,一直到河西走廊、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促使我结合文献记载对如何开发大西北进行了思考。于是,我利用汉简,采取了今昔对比的方法,写成《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状况》一文,该文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尽管我的看法不一定都正确,但是,至少起到促使人们更多地去注意、研究西部开发这个问题。总之,我认为历史科学也是可以直接为社会建设服务的,更可以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关键在于我们要多从实际需要出发去思考问题。当然,要考虑史学研究联系实际,为社会实际需要服务,切忌以影射史学的做法对待史学研究。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到历史上去找根据、求例证或做解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就我个人而言,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大致归纳为以下的几个方面,这里只能概略地稍加说明。 一是考证方法。考证方法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必要手段,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是进行史学研究的根本。其中,对史料量的占有是不可缺少的,而对质的占有是尤其重要的。而要做到后者,则必须在勤奋、博览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严肃认真的鉴别、筛选和考证。由于我国历史上的传世文献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即使是新近出土的墓志碑刻简牍等新文献也是如此,所以说,对史料进行考证是史学研究的首要的基础和前提。但史料的考证并非是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史料即史学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二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问题。如果说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无疑是史学研究的指针。尽管这个理论不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但是,当客观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一旦被发现被认识而上升为理论,它对于人们认识自己创造的历史就有着指导的作用。因此,理论虽然不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但是,已经被发现的正确理论,必然是新探索的指南。需要强调的是,史学研究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南,并不等于一切满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已经得出的科学结论,也不能以经典作家对某些具体问题所做的具体结论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或者以之代替我们的研究,更不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原则去剪裁历史,或者单纯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原则作注脚,所有这些做法的本身,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所坚持的理论指导,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的、个别的结论。恰恰相反,我们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历史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去探索和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过,如果以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为堂皇借口,去贩卖抛弃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的私货,或者以吸收现代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某些方法为口实,并把它们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从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都是错误的。 三是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紧密结合。一般来说,宏观研究是战略性的研究,微观研究则是战术性的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统帅和指导,后者要从属和服务于前者。对于历史科学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才是宏观研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历史科学里的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宏观研究则是微观研究的升华。这就是说,在进行史学研究的程序上,应当是先搞微观研究,然后才能搞宏观研究。这是因为,指导全局的理论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只有通过对历史上无数细小的具体的事实的研究,才能概括出反映历史共同规律的理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还有着类似局部与整体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但是二者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甚至相互对立,应该采取同时运用、紧密结合的方式来对待。也就是说,当我们分析具体史料时,要能入乎史料之内,去做尽可能细微的微观考察;与此同时,又要能出乎史料之外,做鸟瞰式的宏观探索。只有这样,才是做到了史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的紧密结合。 四是研究方法。必须掌握第一手的、原始的史料,抄写卡片不失为一种方法。史学研究,史料是基础。而大量的一手史料的取得,运用摘抄卡片的方法是很必要的。现在,虽然有了电脑,但是,只有经过认真阅读和思考之后所摘抄的史料才能够提升我们史学研究的认识水平。在电脑上所做的搜索史料工作,绝对不能完全取代手工的史料卡片的摘抄工作。 五是历史学科中所存在的知识更新问题。尤其是目前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使得大量的出土文献重见天日,为我们发掘和研究古代历史的种种景象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更新知识,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 六是关于史学研究论证过程。一般说来,论证的问题性质不同,论证的方法也不同。在论证过程中,要防止采用一些不正确的做法。我称之为八忌:一忌无直证,直证就是最有力的论据。二忌孤证,即所要证明的问题只有一条或者只有极少的史料记载。三忌臆证,就是所依据的史料本身是靠不住的,是想当然的。四忌以点代面和以偏概全的论证法。五忌所引史料与所得结论的不一致性。我们在论证一个问题时,必须做到史料与论断的一致。相反,如果所引的史料与所要论证问题的角度与口径稍有不一致处,就会影响结论的准确性。六忌“以前证后”或“以后证前”的论证法,不要以甲时期的史料去证明乙时期的历史现象。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史料所反映的历史内容是有区别的。七忌忽视反证。在论证问题时,我们不但要重视同向性的、与我们对问题的认识相同或相近的史料,而且还不能忽视与我们所要证明的问题相左的史料。否则,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就会是不全面的。八忌从论点出发去选择史料。论点来自于史料,有怎样的史料,就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切不可从自己的主观印象出发,去人为地选择史料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 七是关于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的区别和联系问题。一般来说,教学是以教授已有知识为特征的活动;科研则是以探求未知领域的秘密为特征的活动。前者重在对已有知识的熟练与讲授的能力;后者则重在从已知到未知的分析、推理等逻辑思维能力。长于教学者,未必擅长于科研,反之亦然。教学相长是我们人人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在教学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在科研的过程中提高自己认识学术问题的能力,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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