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自20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史学领域围绕社会史展开的讨论到目前仍在继续。社会史研究为什么会在史学界引起广泛持久的争论，以致于连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在学者之间也难以达成共识。以笔者所见，主要原因是对社会史的概念和研究对象缺乏准确的定位，而对其缺乏准确定位的原因则是对唯物史观的狭隘理解，这使诸多学者思想上存在困惑，导致学术上分歧较大。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粗浅的认识，祈望能抛砖引玉。
    一、社会史研究争论的主要问题
    社会史研究自兴起以来，展开讨论最多的是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社会史概念及研究对象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以下几种观点：较早涉猎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冯尔康等学者提出了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以人们的群体生活和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相当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制史等专史。具体言之，就是社会生活史、生活方式史、生活行为史。乔志强认为：中国社会史应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为研究对象。这个“社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社会构成（人口、婚姻、家庭等基本社会元素和细胞）、社会生活（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和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生活方面）、社会职能（教育、赡养等方面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病态的防治等）。蔡少卿主张：社会史的定义可以从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静态及动态两方面展开，其广义定义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其狭义定义可以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普通人的经历。陈旭麓认为：社会史才是真正的通史。经济史、文化史毕竟以古史为归属，其论旨和范围都有限度，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注：王先明：《中国社会史理论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以上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定位了社会史概念，搭建了社会史研究的框架，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由此也形成了社会史研究的几种代表性观点，直到现在这几种观点仍然在持续。无可非议，社会史发展到今天得益于这些学者们的艰苦努力，他们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搜索、梳理，从具体问题入手，研究曾经被忽略的社会史方面的内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一些具体史实的逐渐澄清，社会史研究进入了各种观点的整合和通融的阶段。学者们开始综合全面的观察社会、解剖社会、分析社会，以明晰社会运行轨迹。社会史研究不再停留在对社会现象的叙述，而是向理论分析和抽象概括的方向发展。关于社会史的概念和研究对象问题又有了新的突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赵世瑜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是历史研究的视角和“范式”（注：赵世瑜：《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强调社会的整体性，提出了整体社会史的概念，认为整体社会史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人类学等内容。整体社会史是把社会作为整体来解析的，它的出现是学者们实现了综合、全面的观察历史的愿望。问题是历史上的“整体社会”以什么作为划分标准，这一问题目前仍然在讨论。
    学术界不管是从社会的某一方面入手对社会构成和社会现象进行叙述和研究，还是注重整体社会史对社会现象的综合的、全面的分析。他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就是希望社会史研究能够全面地涵盖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真实地再现历史的全貌。但在具体概念定位上却分歧颇多，主要原因是没有弄清社会史和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过去简单地把唯物史观社会矛盾运动理解为阶级斗争，中国历史好像就是阶级斗争导致的王朝更替，再无其它内容的时期过去以后，如何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内涵，仍然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史研究复兴以后，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是否仍受唯物史观的指导，在唯物史观中应占据怎样的地位等种种疑问使社会史的研究者总是王顾左右而言它。他们想拓宽史学研究领域，又怕社会史较少直接反映社会的矛盾运动而与唯物史观相左；继续注重以社会矛盾运动来研究历史，丰富的历史内容就有可能被忽略。人们思想上的困惑造成对社会史的概念难以定位的局面。
    （二）今天的社会史是否是近代新史学的延续。
    今天的社会史与近代新史学的关系也成为社会史研究者争论的又一话题。20世纪初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穷途末路，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也面临种种危机。在史学领域，适应民族主义、民权观念的新史学应运而生。代表人物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谍”，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后他撰写《新史学》一文，批判旧史学的弊端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号召掀起“史界革命”。他给历史下的定义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的这一创举使旧史学走出了低谷，将历史研究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借鉴的是西方社会科学的观点，为综合的、全面的、理性的研究历史开创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