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8世纪（含19世纪初）中国的研究是近年来西方（主要是欧美，尤其是美国）汉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各种观点分歧很大。相对而言，国内学术界则比较沉寂。学者们关于18世纪中国的分歧，一派以美国学者黄宗智（Philip Huang）为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内卷化”的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派以阵容比较强大的“加州学派”（注：“加州学派”，是指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Bin Wong）、李中清（James Z.Lee）、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安德烈·G.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及李伯重等人。他们尽管对很多问题有争议，但都同意18世纪的中国比老一辈学者所认为的更繁荣。）为代表，他们采用各种新的理论方法，提出要重新评价18世纪的中国，因为他们认为此前欧美学界对中国的评价和研究是在“欧洲中心论”影响下进行的，对中国存有偏见，并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水平。最近，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的出版[1]，使“加州学派”的观点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更大，对中国学术界尤其如此。
    一
    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可以说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近代化等问题讨论的延伸，只是他的解释角度和研究方法不同而已。由于这种理论与大多数中国学者的传统观点“暗合”，因此极易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影响了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取向。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年》（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一书中对“内卷化”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此后他又作了很多补充。“内卷化”（英文是involution，或译为“内卷型”、“过密型”、“过密化”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明清时期由于江南人口压力而导致资源紧张，因此人们只能依靠不断地增加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资本、技术等，特别是劳动）的投入来提高产量，生产要素过分投入的结果是劳动密集化、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但这并不是“内卷化”理论的全部。黄宗智进而认为，内卷及内卷型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正好相反，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当然可以通过采用内卷的运作方式来提高农场总产量，因为这将意味着就家庭劳动而言有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尽管平日每天的劳动报酬减少了。这就是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著名论点（没有发展指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总产量）。在黄宗智看来，“发展”与“没有发展的增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明清时期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则是“内卷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典型代表：家庭农场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的抵制，以及类似的家庭农场手工业生产对“原始工业”和现代工业中节约劳动的资本化的抵制。
    由于“内卷化增长”（或“过密型增长”）的要义是指“在劳动生产率下降情况下的经济增长”[2]（P67），因此，黄宗智实际上也是发挥了伊懋可（Mark Elvin）有关的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论点。因为伊懋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量的增加，质的停滞”。另外，“内卷化”理论亦非黄宗智所首创。它最早是由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深入研究印度尼西亚水稻种植后提出来的，并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把这个理论引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并产生广泛影响的，黄宗智的确是第一人。
    黄宗智提出“内卷化”理论的出发点是要反对“西方中心论”。在西方中国学研究尤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流行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近几百年来的经济停滞不前，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多数西方学者持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有比较缓慢的发展，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干扰，中国也会慢慢走向近代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这两种观点其实都只认同西方的经验，认同历史发展只有西方一种类型。这当然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作为20世纪80年代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代表人物，黄宗智大声疾呼：必须破除以前先验式的思维方式，必须从中国历史的真实出发，去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识到，要想真正改变欧美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点，只有“破”是远远不够的，“立”才是关键。因此，他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迥异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即“内卷化”的观点。他着意指出，在1979年以前的六百多年中，江南农村经济的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决不是、也不可能引起西方式的近代增长（即他所说的“发展”）；江南是一种另外的经济增长方式“内卷型增长”（即他所说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其根本特点是，总产量增加而劳动生产率下降[2]（P82）。尽管黄宗智提出的这种新观点最终使人感觉仍难逃“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但它毕竟是一种新颖的解释方式，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极大地冲击了国内史学界，促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