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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史的兴起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 李长莉 参加讨论

二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史学的发展和创新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其主要趋向,就是打破了此前三十余年间史学的政治化、单一化、教条化局面,而日益多元化,并向纵深发展;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一些新学科和新流派的出现。“社会文化史”就是近十年来兴起的一个新史学流派。
    一、“社会文化史”概念的提出
    社会文化史,是介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视角,它是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的变革,文化史和社会史相继复兴的基础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提出来的。
    具有现代分科意义上的文化史和社会史,在中国20世纪早期开始出现,直至中叶以前,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说,还处于初创阶段,一般成果比较宏观、综合,还没有形成比较规范的分科理论和方法。后来自50年代至70年代的近30年间,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历史学研究日益呈现高度政治化、教条化、单一化状况,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基本上中断。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化学术界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史学界也开始打破旧框框,出现了反省和创新的热潮,文化史和社会史又成为相继复兴的两个主要学科,并出现了长期繁荣发展的局面。
    首先开始复兴的是文化史,这是由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引发的。由于思想解放和现代化的需要,人们开始对与现代化有关的许多文化问题进行反省,由此在80年代初出现了“文化热”。由这种文化反思热潮,自然引发了对以往文化史,特别是近代文化史的回顾与反省,因而出现了文化史的复兴。1982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复旦大学历史系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共同发起在上海召开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汇聚了来自全国三十多个单位的专家学者。会议呼吁大力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以填补这一“巨大空白点”。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文化史学术研讨会。会议还决定并在1984年正式创办发行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和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共同主办的建国以来第一份文化史研究刊物--《中国文化》研究集刊。(注:该刊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3月出版第1辑,1985年2月出版第2辑。)这次会议和这份刊物的创刊,标志着新时期中国文化史学科开始复兴。此后,文化史研究蓬勃开展起来,陆续出版了数量众多的研究论著,文化史刊物也不断出现,成为80年代史学界的一个热门学科,并一直延续至今,持续未衰。
    随着文化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感到,决定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除了文化这一精神层面的因素之外,还有更为广阔、更为深厚的社会因素,因而必须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才能求得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深入认识。于是,一些学者又开始关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成为继文化史之后复兴起来的又一学科。其标志就是1986年10月,由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发起召开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会后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上,刊登了关于这次会议的综述,以及冯尔康的《开展社会史研究》等一组专家学者的文章,呼吁大力开展社会史研究。这一呼吁得到了史学界的热烈响应,此后每两年召开一次社会史年会,至2002年16年间,已经召开了9次,并于1992年正式成立了以著名明清社会史专家冯尔康教授为会长的中国社会史学会。中国社会史遂迅速发展为一个热门学科,到了90年代以后,社会史以更为强劲的势头兴旺发展,并愈益成为史坛的新主角,每年都有多部论著出版,发表的论文达数百篇之多。
    文化史主要研究社会的精神领域,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的生活领域,二者各有侧重,又互相补充,成为新时期史学复兴的两翼。然而,到80年代后期,随着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持续发展,也显露出一些问题。如文化史往往只注意精神层面,特别是精英思想,而忽视大众观念及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而社会史又多注重社会结构和具体社会问题的描述,因而或显空泛,或显细碎,缺乏对人这一社会主体的关注,及与观念领域的联系。因而,一些学者开始思考文化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可能。
    首先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问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志琴。她在1988年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署名“史薇”)一文,首次论述了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的连带关系,指出:“以研究人为主体的社会史的最高宗旨,是研究社会文化特质的形成、变易和流向的变迁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史实际上是文化的社会史,文化史则是社会的文化史。”她在同年发表的另一文《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中,进一步加以阐发,文中指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交错、重叠、伴生已成为常见的规律性现象……社会史和文化史从不同的方位出发,实际上是沿着同一目标双轨运行的认知活动。”她在这两篇文章中,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但致力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相互结合,以及将“社会文化特质”和“民族文化心理”作为研究的重心这一基本思路已经形成。因此,刘志琴1988年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标志着“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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