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由于这一学科本身就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交叉学科，因而从这一学科概念提出，就意味着其研究方法首先是综合运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刘志琴在1988年发表的《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一文中，就提出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相互补充、相辅相承的研究方法。李长莉在1990年《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中，提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是“主要运用文化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更注重社会现象各元素之间的联系，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其各元素所反映的某种具有共性的、隐藏其后的精神因素。它主要运用分析和比较的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在1992年“社会文化史研讨会”上，学者们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人提出，社会文化史应当“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开放性的、有机的研究”。有人提出，要“注重考察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文化联系”，“主要运用资料综合分析、个案研究、比较方法及抽象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综合性方法，更具思辨性和多样性”。有人提出，应当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将一种文化现象放到整体的社会文化结构关系中去研究。此外，还有学者提出，除了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之外，还应当借鉴人类学、传播学、跨文化比较等学科方法。更有学者提出：“社会文化史研究因为其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所以不应拘于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而应当是多样性、灵活性的，无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任何方法，只要研究需要，都可以借用。研究方法不应是主观选择和规定性的，而应当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而决定。这更体现了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综合化的趋向，应当从一种综合的、更广阔的视野着眼，以综合的、多样化的方法进行研究。”[1]在2001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再次进行了集中讨论，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如葛兆光提出，应当注意社会和文化诸因素的有机联系。杨念群提出，对于历史上的社会文化现象，“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恢复当事者的声音”，并应注意从弱势群体和强势话语的互动关系中观察观念的变动。高翔认为，“把求信和求是结合起来，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要求。既要弄清当时场景下的民众文化心态，对它作出客观的事实描述，还要弄清为什么具有这种文化心态，给它一定的价值判断”。赵世瑜提出，社会文化史研究有一个“立场转移”的问题，“实际上是自下而上看历史，站在大多数民众的立场来观察整个社会，包括制度史、甚至精英思想史，看待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3]
    此外，社会文化史在技术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民间史料为主，即主要利用非官方的历史记述材料，如家谱族谱、文集笔记、报刊传单、戏剧唱本、蒙学读物、民间善书、神话传说、民谚俚语、野史小说，以及实地调查，即使利用一些官方资料，也主要是从中搜求有关民间的记述，如方志、判案记录及近代以后的社会调查报告中的民间情况。这是由社会文化史主要关注民众这一特点所决定的。
    由上述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的种种说法，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共识：第一，社会文化史需要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及其他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灵活的研究。第二，社会文化史应当注重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关系。第三，社会文化史应当区分民众与上层立场的不同，及当事者与研究者立场的差异，排除历史上及史学家形成的不符合历史客观情况的“话语霸权”的影响，同时注意历史的客观性与价值性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经过十余年的讨论和积累，虽然在各个问题上都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说法，但也已初步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如果大而化之作一概括的话，依笔者之见，社会文化史学科可以定义为：它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要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变迁的史学分支学科。
    社会文化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日渐显示出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更多地体现在十余年来日益增多的研究成果上。
    三、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实践
    社会文化史自学科概念提出十余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并陆续出了不少研究成果。集中体现这些研究成果的是一批代表性研究著作，下面从社会文化史的广义范围里，主要以近代史领域为重心，作一简要介绍。从这些著作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专史。即本身就兼有社会史和文化史相交叉的性质，反映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相交织的一些专史，如风俗史、社会生活史、宗教史、教育史、婚姻家庭史、报刊或传播史等。
    这些专史领域以往就存在，起初或归于社会史，或归于文化史范畴，却往往与同领域的其他内容有所不谐，现在则可归于社会文化史范围。近十余年来这些专史呈现兴旺之势，论著数量较多。如风俗史方面，有严昌洪在90年代初出版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二书，对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特别是西方文明影响及社会变迁所引起的社会风俗的变迁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的开拓之作。此后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风俗史的著作还有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等。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风俗史研究已经积累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到2001年，出版了由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多卷本的《中国风俗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开始出版），自原始社会至民国时期，按时代划分共计12卷，是第一套贯通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大部头风俗通史。宗教史方面如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对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历次社会大变动中所经历的曲折及历史作用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此外其他专史领域也有多种著作问世，这里因限于篇幅而不能介绍。这些社会文化专史由于以前就有，所以大多是沿着原有的研究领域和方法进行更广、更细、更深的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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