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内卷化”概念的影响相类似，“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又曾译为“大分岔”、“大歧变”、“大裂变”等）一词近年来在历史学界几乎无人不知。这一概念来自美国学者彭慕兰2000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此书出版后不久，就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次年便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更有意味的是，由于这是一部主要研究中国的专著，因此在它的中文版出版以前，国内的相关评论就已有很多，并举行过多次讨论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学界是很少见的。相信此书中文版的出版，会对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对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彭慕兰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使土地的制约解除，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3]。相比较而言，中国不仅没有类似发现新大陆这个“意外之财”，而且中国煤矿也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离核心区江南太远，运输成本昂贵）。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2003年，彭慕兰又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长篇论文，进一步充实、论证了这个观点。
    《大分流》一书中采用的比较方法令人称道。传统的比较研究大多较为笼统，尤其在涉及东西方比较的时候多采用“中国与西方”、“中国与欧洲”、“亚洲与欧洲”、“中国与英国”等表达方式，仔细推敲，这样的比较都是很成问题的。《大分流》一书则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是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这是该书采用的最为重要的两种比较方式。尽管英格兰与江南的比较是该书的重点，但作者强调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因为英格兰与江南这两个区域的命运最终产生分流与它们息息相关的大区域有着密切的关系。
    “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是最经常不过的发问了。其含义是：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中西对比尤其在研究18世纪后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时，人们会想当然地提出这样的发问。其实，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认为英国的近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多年来，中国学者实际上是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恰好又与某些经典论述合拍（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就是东方社会停滞论的变相说法），于是成为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信念。“中国为什么停滞不前”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论，实际都是在“西方中心论”前提下展开的讨论。
    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这一问非同小可，因为这样就站在了中国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正如作者所说，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由于有很多理由使它具有经验意义。比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前一个发问，我们在主观上已经把英格兰作为“标准答案”，因而自然而然地促使我们从自身内部找出为什么中国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也就是说英格兰是常态，中国是变态；后一个发问则不同，这是设身处地的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主观上把中国的发展作为常态，而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为变态。从后一个思路来论证对彭慕兰来说相当重要。他在《大分流》一书中力图证明，在现代早期的中国和欧洲都能看到动力与危机共存，因此需要避免片面的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及发展中的危机；要看到中国和欧洲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不能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看到进步，而在另一部分只看到停滞。
    上述彭慕兰的核心观点其实并非首创。美国学者王国斌早在1997年出版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中，就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他认为，16-18世纪，在欧亚大陆两端不同地区背景下的农村工业的发展，呈现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的经济变化过程，如商人长途贩运小家庭生产的产品，农村居民并没有普遍地把劳动转移到乡村以外，但却可以得到非农业性质的收入来源。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在主要方面与欧洲农民相似，诸如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贸易流动、因供求状况变动而引起的价格运动、劳动的地区专业化（如棉农售棉买粮之类）等经济学原则都非常符合我们所知的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状况。他甚至说，18世纪的欧洲与同时期的中国之间的共同之处，超过18世纪的欧洲与19-20世纪的欧洲之间的共同之处。前工业化阶段欧洲和亚洲的经济扩展，都是斯密型动力（由分工和专业化而带来的较高生产率，这是古典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故称；而近代经济增长则主要依靠技术突破和新能源的开发等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历史是沿着一种“途径相依”（path-dependant）的轨迹，在时间的某一点上，总是有着多种的可能性，没有单一的和必然的变化一定会出现。中西之间的分道扬镳，直至工业革命后才出现，即欧洲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局限（或者说推迟了增长极限的到来），中国则没有。作者强调了偶然性在历史发展的特殊作用，对欧洲近代历史的发展来说，这种偶然性尤其重要，如果没有矿物能源和新大陆的发现，欧洲的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可见，《转变中的中国》与《大分流》的中心观点是一脉相承的。相比较而言，前者理论阐述非常全面、深刻，后者则以具体的实例和数字加以比较和论证，二者相得益彰，使“加州学派”的观点更具影响力。
    在对《大分流》的一片赞扬声中，黄宗智率先提出了批评[4]。他认为，《大分流》一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慕兰没有认真对待近二十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双方就此点相互指责），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英格兰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尽量贬低英格兰的发展，而尽量提高江南的发展。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