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在《大分流》及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对“内卷化”理论也多有批评。彭慕兰认为，黄宗智在计算明清时期江南粮食、棉花产量时存在很多问题甚至错误。例如，黄宗智认为，棉花的种-纺-织一天劳动增加的价值仅为谷物栽培一天劳动增加价值的4%，而实际应该是50%。更为严重的一处错误是，当时米价应为每斤0.006两白银，而不是黄所说的0.06两，相差了10倍。一旦这些错误得到纠正，就绝对没有什么中国特有的或内卷化的重大衰退存在。相反，有证明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像全世界他们的同时代人一样，在一个没有发生急剧技术变革的世界中，经历了劳动力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按照谷物当量计算收益的方法，18世纪中国江南和英格兰的工人收入大体相当。因此，如果非要说江南的收益反映了一种内卷行为，那就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英国工业大部分行业中的工人陷入了一种同样程度的内卷化。根据对英国经验的一种具体解释，黄宗智坚持认为，向现代经济的变革只有在通过人们无产化被强制性剥夺了任何其他选择时才会发生，因而坚持英格兰圈地运动和在中国几乎不存在的大规模工资劳动的“经营农场的重要性”。但是，很多研究英国农业的著作都对这条道路产生怀疑，认为公开的市场机会和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新消费品的实用性，在刺激效率增长方面可能更为重要。此外，在18世纪的英国，英格兰中部地区圈地运动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者往往加剧失业而不是构成新生的工业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按照黄宗智的观点，我们不得不把18世纪英格兰存在巨大的失业人口看作一个“劳动力剩余”或“内卷”的经典案例，把精英阶层对这些人口的忧虑看作一个与黄氏假定的江南情形相似的发展中的社会危机。彭慕兰还强调，我们要避免把分析现代经济时通常给予资本的重要性同样赋予前工业资本，因为黄氏认为通过劳动密集度增加而不是通过资本密集度增加来提高产量是“内卷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彭慕兰批评说，“内卷化”这一概念定义不当，它把其他社会共有的现象当作了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黄氏也忽视或弄错了一大批研究18世纪英格兰的著作的结论，那些著作已经证明，18世纪英格兰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当小，而创造它们所需的劳动力则有实质性的增长，18世纪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国家的实际工资大概都是下降的。
    四
    “西方中心论”、明清中国“停滞论”等论点是应当受到质疑和批判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偏于狭隘，缺乏一种全球化和比较研究的视野。然而，清除“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决非易事，一因现今西方经济文化的强势地位客观上使其处于全球化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位；二因“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源远流长，自亚当·斯密、马尔萨斯、黑格尔，直到马克斯·韦伯等等，无不是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理论体系。
    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的增大，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观点产生了质疑；更有甚者，有学者反过来以“中国中心论”的论点来探讨中西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皆缺乏全球化和比较的视野研究，失之偏颇。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尽管作者可能并无心刻意制造一个什么“东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但他的结论却给人这样深刻的印象，不自觉地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请看看他的断言：“如果说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8]（P27、69）。有学者认为，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有抬高中国文化之嫌，弗兰克的观点则远过之。
    就本文涉及的黄宗智、彭慕兰等人的观点来看，他们都对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因而得到了学术界的称赏。尽管他们的结论不尽相同，甚至相反，但他们都力求避免走两个极端，努力采取客观的态度探讨中西历史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呼应。
    在对黄宗智、彭慕兰等人的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后，笔者陷入了困惑之中。其一，黄宗智的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赞成，因为他对中国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估计过低，与笔者的判断有差距；但他有关“内卷化”的论述，笔者则认为对明清时期的中国有相当的解释力，即使在今天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这种“内卷化”的情形仍不难观察到。其二，彭慕兰的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好评如潮。的确，彭慕兰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是很有说服力的，对18世纪中国江南与英格兰的比较更是让人信服，他的多重视角的比较方法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然而，他对英格兰突破“瓶颈”走向近代化而中国却没有做到所作的解释，即把英国的成功完全归结于新大陆的发现和煤矿的优越位置，似乎较难令人完全信服。这一点，彭慕兰本人也有觉察，他说：“我的论据中最软弱的部分（和真正的欧洲特殊性最有力的例证）实际上在科技领域。”[9]而笔者认为，这恰恰是最不应该忽视的地方。再如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和西欧在这几个世纪中都发生了变化（无论从内容和程度来看，中国和西欧在这方面的变化都有很大不同），西欧（特别是英国）发生的变化（例如近代经济学的出现、产权观念的法制化及其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等），对西欧经济的突破有了明显的影响，但中国发生的变化则似乎没有对社会经济变革起明显的影响。而彭慕兰则基本回避了这些变化。其三，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理应拿出水平最高的学术成果。可是，我们看到，事实并非如此。除了在史料的掌握和考据方面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外，我国学者在对本国历史研究的许多方面已经落在了国外同行的后面，这多少令我们感到难堪和内疚。域外学者之所以在某些中国学研究领域遥遥领先，当归结于他们的视野开阔、方法多样、勇于创新及经常方便的国际学术交流。当然，笔者也欣喜地看到，已有部分中国学者站在了国际学术最前沿，并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如李伯重关于明清江南生产力的研究所取得的实质性的突破，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即使在最传统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也不可能再闭门造车了。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自觉参与到国际学术的大循环之中。
    【参考文献】
    [1]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J].近代史研究，2003（2）。
    [4]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J].历史研究，2002（4）。
    [5]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6]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7]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8]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 001.
    [9]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J].历史研究，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