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以往教条主义的长期影响，中国史学界曾经一度出现“危机”，表现为方向的迷茫、方法的呆板、理论的枯燥、创新的艰难等等。在这个时候，“内卷化”理论的引入无疑像一缕春风，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其独特的方法和视角，给了中国史学工作者以莫大的启发。然而，随着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内卷化”理论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李伯重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年》一书出版后不久，曾撰写了《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一文，对黄的“内卷化”理论评价较高。然而几年后，他经过研究和思考，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又撰写了《“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2]一文，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内卷化”理论很难有效地解释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也很难具体应用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中。“内卷化”理论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内卷化”理论的理论基础其实依然是“近代经济成长道路是单一”的看法，这种单一的经济成长道路即他所说的“斯密-马克思”类型的成长。目前经济史学界普遍认为，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并非只有一种类型，至少有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the Kuznetzian Growth，指19世纪以来以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两种形式。黄宗智所谓的“斯密-马克思”类型的成长，实际是把二者糅在了一起。但问题是，这两种经济成长方式由于各自的动力和条件不同，所引起的后果也大不一样；更为重要的是，两种成长方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把二者放在一起在逻辑上很成问题。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但完全有可能出现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仅仅因为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江南的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黄宗智以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姿态出现，最终仍掉进了“西方中心论”的陷阱，可见“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是多么强大，摆脱它是多么的困难。其二，“内卷化”理论赖以建立的若干依据非常薄弱，有的甚至有错误。黄宗智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李伯重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李伯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曾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李伯重认为，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投入明显增加，亩产量却没有提高。黄宗智正是借助了这些重要观点来论证自己的“内卷化”理论的。然而，近几年李伯重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江南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其三，“内卷化”理论赖以建立的另一重要基础，是认为江南农村人口过剩，人口压力增大，以至使得经济“只有增长而无发展”。18-19世纪中国人口增长过速及出现人口危机的观点，先后由何炳棣、珀金斯（Dwihgt Perkins）、伊懋可等提出和论证，并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于是乎，明清（主要是清代）“人口爆炸”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的观点在我国大陆日益流行，差不多成了学者们的一种共识。然而，这种观点近年来受到了挑战。葛剑雄、李中清、王国斌、威廉·拉夫里（William Lavely）等人的研究证明，清代人口增长率大大高于以往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5]（P85-86）。早在二十多年前，何炳棣进行的人口研究就已经证明：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中，人口大省江苏的人口仅仅增加了7.5%，而且这还没有包括此时期上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而形成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在内；同一时期，浙江人口下降了23.8%，安徽下降了19.3%，江西则下降了31.4%[6]（P289-290）。施坚雅也持类似的观点。如此看来，明清江南是不是真正存在所谓的人口压力还是一个远远不能定论的问题。
    黄宗智在对14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进行研究后认为，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一直停留在一种“糊口”（或维持生存）的水平。这是黄宗智“内卷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王国斌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糊口”一词含义模糊，与事实相悖。因为在14世纪50年代，很少有人穿棉布；而至19世纪50年代，绝大部分人（几乎是所有人）都穿上了棉布。所以，棉布消费的这一变化，表现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有关明清人士对普通百姓生活日益奢侈而深感忧虑的史料，在中日两国明清史研究中比比皆是。因此，王国斌反问，如果在黄氏所研究的六百年中，长江三角洲一直是“糊口农业”（或“维持生存的农业”）占支配地位的话，上述情况怎么可能出现呢[7]（P19、66）？这表明，黄宗智既未能对“糊口”性的经济明确下定义，同时也未能对生活水准作精确计算。王国斌认为，无论是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经济，还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都同样为那些与亚当·斯密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学说有关联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变化力量所支配。这当然不是说在经济行为和人口行为方面英格兰和中国江南完全一致，二者之间肯定有差异，但事实证明这些差异只是表面上的而非真实的。例如，黄宗智认为中国土地、劳动与信贷市场的竞争机制有许多限制，实际上近代早期的欧洲对市场限制也很严重，欧洲的土地与信贷市场远比黄宗智所看到的受限制的中国市场更不自由。在这里，黄宗智“实际上是以大学一年级经济学课程所讲授的那种典型市场行为来衡量中国的，只是未说明而已”[7]（P31）。王国斌的批评虽然有些尖刻，但所言却不无道理。
    附带提一下，黄宗智实际是沿袭了珀金斯关于14-20世纪中期中国人均产量保持不变的看法的观点。珀金斯假设在以往的六百年中，中国人均消费量大致相同，同时他又对亩产量的增加、耕地的扩大和人口总数的变化作了估计，以此来证明其关于人均产量消费不变的假设。1973年，伊懋可在《中国过去的模式》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经过宋代经济与社会的变革，至明清时期市场机制继续扩大，但明清时期的这些变化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在一种“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中停滞不前。两人的观点，在西方汉学界影响甚大，被广为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