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敦煌学史上，日本的狩野直喜和中国的王国维两位先生之间的学术交往，可谓一段佳话，值得我们今天回味，也为我们今天发展中日学术交往树立了楷模。
    狩野直喜（1868-1947年），字子温，号君山。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作为文部省留学生到北京留学，遇到义和团事件，被围两个多月后回国。1901年秋到上海，在江南地区逗留三年，没有见到王国维，只是从友人藤田丰八那里听到过这位聪颖的学生的名字。（注：狩野直喜《王静安君を忆ふ》，《艺文》第18年第8号，1927年。此据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341页。）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号礼堂、观堂。1902年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因脚气病发作，于夏天归国。两人都曾到过对方国家，但还没有因缘使他们相见。
    1900年在中国西北甘肃敦煌发现的古代文献，促成了这两位学者的相识。
    我们知道，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代写本，最初是由一个叫王道士的人看管。1907年，来敦煌考古的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攫取到大批写本和美术品，捆载而西。第二年，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接踵而至，也获取了一批藏经洞的宝藏。1909年9月，伯希和携部分所获敦煌写本及文物精华，从法国远东学院所在的河内到北京，一面购书，一面把这些新发现的文书展示给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往观并抄录，王国维也随同前往参观，但没有从事抄录和考订工作。年末，罗振玉和蒋斧据所抄录的文书编印《敦煌石室遗书》，王国维帮助校理，用力最多。（注：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十一月，藤田丰八寄来英国地学协会杂志，中间有斯坦因中亚考察演说，王国维译成汉文，名《中亚细亚探险记》，收入《敦煌石室遗书》附录《流沙访古记》中。然其时王国维正在研究宋元戏曲，对敦煌写本兴趣不大。他在本年完成的《录曲余谈》中说道：“今秋观法人伯希和君所携敦煌石室唐人写本。伯君为言：新得明汪廷讷《环翠堂十五种曲》，惜已束装，未能展视。此书已为巴黎国民图书馆所有，不知即《澹生堂书目》著录之《环翠堂乐府》否也。”（注：《王国维遗书》第16册。）可见，王国维此时更关心的是伯希和买到的明人曲本，而不是唐人写本。
    通过罗振玉和在北京开书店的日本人田中庆太郎，伯希和发现敦煌古书的消息很快传到京都，引起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的重视。1909年11月28-29日，在京都大学的史学研究会上，陈列了罗振玉等寄来的一些四部书、拓本、佛经的照片，并由京大的相关学者加以讲说，其中狩野直喜讲《老子化胡经》，内藤虎次郎讲《西州志》、《唐太宗温泉铭》，富冈谦藏讲《尚书·顾命》等，滨田耕作讲敦煌壁画和雕刻，羽田亨讲《摩尼教残卷》，桑原骘藏讲《景教三威蒙度赞》，（注：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东京二玄社，1960年，第19页。）可以看出京都的学者不仅对敦煌新材料十分关注，而且关心的范围也较广泛。其中，狩野所关心的《老子化胡经》，是中国佛道关系史上重要的佚籍。
    当时京都大学的学者们，正在锐意创立新的实证主义的中国学，所以相当重视敦煌的新材料。1910年8月，京都大学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内藤虎次郎教授和富冈谦藏、滨田耕作讲师等一行五人赴北京，调查甘肃运京的敦煌写卷，他们总共翻阅近七百余卷，几全为佛经，所获不多。他们把所见到的佛经一一做了目录，并拍摄了部分照片。大概因为他们五位对佛经不感兴趣，所以只有小川在《北支那旅行概报》中，附带记录了所见敦煌石室遗书的情况，（注：载《地学杂志》第266号。）而所见比较重要的佛典，则由松本文三郎做了研究。（注：《敦煌石室古写经の研究》，收入《佛典の研究》，东京 丙午出版社，1914年，第118-172页。）
    然而，对于狩野直喜来说，此行的最大收获，恐怕要属第一次结识了王国维。因为两人当时都在研究元代戏曲，所以经常见面，有不少共同语言。王国维后来曾说起他们的交谈：“夜阑促坐闻君语，使人气语回心胸。”（注：《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见《观堂集林》卷24，《王国维遗书》第4册。）狩野直喜也曾回忆到这段往事：“当时我打算研究元杂剧，在京都大学也已经开始讲授这门课，恰巧王静安君与我相似，也作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著述《曲录》和《戏曲考原》。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面会王君，听了他关于元杂剧研究的谈话，觉得非常有意义。当时《大阪朝日新闻》计划南极探险，整个社会都很关注。小川博士每一次见到中国人的时候就讨论南极北极的问题，我则跟王君一直谈中国戏曲的南曲北曲。所以我们呆在北京的时候，有些中国朋友对比南北极与南北曲两个话题，他们似乎把这事看成一个笑话。”（注：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追忆王国维》，第342页。）狩野等人在北京逗留了约五十天，可以想见他们两人谈得有多么深入，多么投机。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成功后，罗振玉、王国维两家一起东渡日本，居住在京都大学附近，与京大学者常相往还，切磋学术。王国维受罗振玉和京都学派的影响，也由于政治形势的改变，抛弃原来所治哲学和文学，转向经史考据方面，留意甲骨、金文、汉简、敦煌材料。在京都期间，王国维受到狩野直喜的种种关照，两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应当更加频繁。1912年9月，狩野直喜将往欧洲游学，王国维做七古长诗赠之，题为《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其中说道：“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注：见《观堂集林》卷24，《王国维遗书》第4册。）给予狩野极高的评价。诗中还说到此时两人的学术交往：“四方蹙蹙终安骋，幡然鼓棹来扶桑。扶桑风物由来美，旧雨相逢各欢喜。卜居爱住春明坊，择邻且近鹿门子。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狩野也说在这五六年间，他们俩常常来往。（注：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追忆王国维》，第343页。）1916年2月，王国维归国，狩野到车站话别。这些都可见两人交谊甚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