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9月，狩野直喜赴欧洲，做学术旅行，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等地调查抄录英、法、俄三国在敦煌、黑城和中国西北其他地区所获得的出土文献资料，他是第一位赴欧洲考察敦煌卷子的日本学者，也是首位揭示俄藏黑城出土文献的东方学者。（注：参看神田喜一郎《狩野先生と敦煌古书》，《敦煌学五十年》，第106-107页。）1912年10月20日，狩野就以《海外通信》为题，把在圣彼得堡的所见所闻报告给京都的同仁。（注：原载《艺文》第4年第1号，全文录入神田喜一郎《狩野先生と敦煌古书》，《敦煌学五十年》，第107-111页。）他此行虽然所获资料有限，而开拓之功至伟。回国后，他就自己的研究兴趣，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1915年，狩野直喜撰《唐钞古本<尚书释文>考》，除了判定P.3310（旧编号，现编号P.3315）为陆德明《尚书释文》写本外，又依据写本上的朱点，辩后人理解为朱书之误，还摘要提示了古写本的校勘价值。（注：《唐钞古本<尚书释文>考》，《艺文》第6年第2号，1915年2月，第1-12页；又《唐钞古本<尚书释文>考正误》，《艺文》第6年第3号，1915年3月，第94-96页；收入作者《支那学文薮》，京都弘文堂书店，1927年，第138-150页。此文有江侠庵汉译文，载《先秦经籍考》（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05-116页。）狩野曾把自己的抄本送给罗振玉和王国维，可惜因为时间所限，狩野的抄本不全。（注：罗振玉《雪堂校勘群书叙录》卷下，1916年，第516叶；王国维1916年7月19日致罗振玉信，载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5页系在同年8月18日。）1916年7月间，王国维和罗振玉往来信件中之所以谈起狩野的这个抄本，是因为该年7月，伯希和因到北京出任法国使馆武官而经过上海，将这卷《尚书释文》照片出示给沈曾植和张元济等。（注：见王国维1916年7月27日致罗振玉信，载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95-96页。）张元济后将此卷影印入《涵芬楼秘笈》（1918年出版），王国维时已从京都回到上海，得以见其真迹，肯定写本的学术价值。（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05页。）与上海的中国学者见到此惊人秘籍原貌的同时，狩野直喜也获得了该卷的影本，立刻给在京都的罗振玉看。罗振玉觉得原本黯淡，恐上海的影本不够清晰，所以也把它印入自己编的《吉石盦丛书》中（1916年出版）。事实上，伯希和 在同年发表了《古文尚书与尚书释文》，刊布了该卷的图版，（注：P.Pelliot,“Le Cho u king en caracteres anciens et le Chang chou che wen”，Me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2,1916,pp.123-177,pl.20-25.）这大概是中日学者得以看到该卷照片的根源所在。
    1916年，狩野氏撰《支那俗文学史研究の材料》（1-2），利用英、法所见《唐太宗入冥记》、《秋胡戏妻故事》、《伍子胥小说》等唐末五代抄本，指出元代以后兴盛的俗文学，早在唐末五代就已萌芽。又据《孝子董永传》、《季布歌》等韵文资料，把元明清三朝盛行的戏曲的萌芽，也追溯到唐末五代。（注：《艺文》第7年第1、3号，1916年1、3月，第104-109、95-102页。）1920年，王国维在狩野直喜研究敦煌俗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撰《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注：署名“静庵”，《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商务印书馆，1920年4月，第95-100页。）指明敦煌俗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这篇文章显然受到狩野直喜上文的直接影响。
    狩野直喜自1906年开始到1928年止，一直主持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讲座”，共22年。又从1908年始，在京都大学主持“中国文学史”讲座，先后讲授“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清朝文学史”等，对于自己所抄录的敦煌文献，大概无暇研究，只写了一些短文，如1929年所撰《唐钞本文选残篇跋》。（注：《支那学》第5卷第1号，1929年3月，第153-159页。）他无私地把自己辛勤抄录的敦煌资料，提供给罗振玉、王国维研究。
    1919年，王国维据狩野在英国所录敦煌文献做跋文若干，计有：《职官书》（S.1880）、《食疗本草》（S.76）、《灵棋经》（S.557）、《失名书（唐代残史书）》（S.2506）、《大云经疏》（S.6502）、《老子化胡经》（S.1857）、《秦妇吟》（S.692）、《云谣集杂曲子》（S.1441）、《小说（唐太宗入冥记）》（S.2630）、《敦煌县户籍》（S.514）、《宋户籍》（S.4175，S.4172），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许多方面，是王国维敦煌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注：这些跋文已收入《观堂集林》卷21及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王国维跋文不具写本编号，此据王重民《叙录》补。）1924年（甲子）6月10日，罗振玉子罗福葆编定《沙州文录补》，其中英国藏卷皆系罗福苌录自狩野直喜抄件，而部分抄件后附有王国维的上述跋语。
    这种主动地提供学术资料，在当时日中敦煌学研究者中间，是相互的，也是非常主动的。王国维也曾把据伯希和照片手抄印制的陆法言《切韵》三种，寄赠给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和长尾甲，信云：“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唐写本陆法言《切韵》三种，今夏伯希和以景片寄罗君许，以一时未能景印，手间曾手抄一部，即以付印，今已印成，寄上三部，一请察收，其二本请转交狩野、长尾两先生。”（注：王国维致内藤湖南信，载《清华汉学》第3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参看葛兆光《王国维致内藤湖南佚札跋》，同上，第4-7页。有关关西大学所藏有关内藤湖南的资料，详见大庭。《藏书を通じてみた内藤湖南の学问》，内藤湖南先生显彰会编《湖南》第17号（ 内藤湖南生诞130年记念特集），1997年，第12-26页。）
    1924年初，王国维的学术论文集《观堂集林》由乌程蒋氏资助出版，因收入仅可度岁，王氏赠书无多，日本只寄两部。他1924年1月22日给蒋汝藻的信说：“弟有两部寄日，一赠京都狩野大学长，一赠内藤教授。”（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81页。）这或许也是对狩野学恩的一点报答吧。又，1月30日给内藤虎次郎信说：“上海友人蒋君孟蘋为维印文集，时阅二年，顷方告成，谨以一部奉呈台教，又一部寄狩野先生处，未及作函，请晤时代为问好。尊体康复，甚盼与君山先生再作西游如庚戌年故事，想不难付所望也。”（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85-386页。）庚戌即1910年，看来王国维在二十多年以后，仍然清楚地记着当年与狩野讨论南曲北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