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历史考证是史学家们使用的最为普遍的研究方式与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历史考证学的研究成果分量最为厚重，许多著名的史学家，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钱穆等人，也主要是以历史考证学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们在国内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地位。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考证学，得益于传统的考证学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但又与传统的考证学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因此称之为新历史考证学。（注：白寿彝在他主编的《史学概论》中说：“‘五四’以后，在史料考订上的成绩，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传统，而又大大发展了这个传统，是远非乾嘉考据学所能比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新考据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299页）林甘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说：“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历史研究》1996年2期，5页）此外，还有史料派、考史派诸说。考虑到对传统考证学的继承、对西方实证史学的借鉴和与新史学的关系等因素，本文称之为新历史考证学。）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前后的历史条件和学术环境下形成并发展起来，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试对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前后兴起的原因作一初步考察。
    一、清代考证学与新历史考证学的关系
    考证（或称考据）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研究方式。表现在史学方面，历史考证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的乾嘉时期，考证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考察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兴起，必须联系到其与清代考证学，特别是乾嘉考证学的承接关系。
    以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人为代表的乾嘉考证之学，标志着以考经为主的清代考证学的极盛。囿于经学的特征和长期以来形成的神圣地位，对经学的考证总是会存在着某种局限。乾嘉时期的经学考证虽为“极盛”，却也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譬如，经学考证的范围有限，只尊信汉人经说，“凡古必真”，“惟汉是从”，“不读汉以后书”；经学考证是以自身为标准，一切以儒家经典为是非真伪的准则，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考证学所要求的实事求是；经学考证的极盛，客观上出现史学不振、“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局面。陈寅恪曾评价说：“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於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这番话是从史学发展的纵向角度，指出了清代经学考证的极盛对史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结论是“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8-239页。）这些问题有些是乾嘉学者所无法超越的，只能待之于经学的神圣地位被打破，方有可能跨出新的一步，有些问题确为乾嘉学者所意识到并努力在史学的考证上给予纠正。
    钱大昕的经学考证水准在清代即属一流，但他以更多的精力涉足史学，原因之一就是他看到了经尊史卑的偏向，并力图扭转这种局面。在《廿二史考异》的序言中，钱大昕概括了史学的价值及历史考证学的宗旨：“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廿二史考异》，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页。）他批评了当时重经轻史的现象，认为自宋元以后，“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呵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者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而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而实非正也。”（注：钱大昕：《廿二史劄记·序》，《廿二史札记》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885-886页。）此段议论在经学大盛的乾嘉时期来看，不可谓不尖锐。同为经史大家的王鸣盛自述其治学经历：“予束发好谈史学，将壮辍史而治经；经既竣，乃重理史业。”“始悟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贬之。”（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十七史商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2页。）钱、王二人均指出了专事经学考证的某种局限。具有了这样的认识，便可知乾嘉历史考证学，立意十分深刻，而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的研究成果为代表的乾嘉历史考证学的成就则更当不可忽视。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的“考证学派”一章中明确表示：“世尊乾嘉诸儒者，以其以汉儒之家法治经学也。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学衡》64期（1928年7月），第50页。）要言之，就清代乾嘉史学而言，并非事事“不逮”前人，其历史考证学在当时的条件下就已达到极高的水准。（注：汪荣祖在《陈寅恪与乾嘉考据学》一文中说：“陈氏曾批评清代史学的‘不振’，此一批评须与他所说清代史学不如宋代一语，合而观之，所以不如，不是考证的方法不如，而是清代缺少综合性、通论性的史学巨著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比美。”所言甚是。见汪著《陈寅恪评传》附录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248页。另，杜维运著《清代史学与史家》一书，对此亦有相近见解，见该书第1-14页，中华书局，1988年。）
    清代历史考证学是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直接源头。以钱大昕为例，“钱大昕治史具有严谨的态度和严密精审的方法，与近代科学方法和理性精神相符合，他的丰富考证成果和精良的治史方法，为二十世纪考证学的崛起打开广大法门，成为传统学术向史学近代化演进之重要中介。”（注：详见陈其泰：《钱大昕：历史考证的精良方法及其影响》，《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360页。）此外，王鸣盛对于典章制度和学术史问题的考辨，赵翼对于一个时期的历史特点与历史趋势的总结和探究历代盛衰治乱的努力，崔述对于古史的考证等，不仅为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家充分重视，而且还自觉地承袭之，使其成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先导。譬如，王国维以“乾嘉之学精”而概括出的乾嘉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以历史考证学著称的钱大昕（另一位是戴震）。（注：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第23，36页，《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陈垣自述其治学之初，“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02页。）顾颉刚说崔述“已经给予我们许多精详的考证了，我们对于他应该是怎样地感谢呢！”（注：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