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比较方法运用得当，对于推进认识能力、开阔视野、增加灵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代表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和《中国近代史》（上）中即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范文澜先生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历史的范围十分广泛，他在深刻揭示历史进程、客观分析历史人物、展现传统文化精华等方面都有出色的建树。本文试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以期进一步展示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学术风采。
    一、深刻揭示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通史撰述的目的是为了描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反映其丰富生动的内涵并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早在延安时代，范文澜的追求就是要“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4页。）以与旧史相区别。新中国成立以后，范文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更加熟练，史料的掌握更加丰富，对中国各个时期历史问题的理解更加开阔和深刻。他用了十几年的心血，重新改写和著成《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内容较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大为拓展，规模更为巨大，因此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里程碑式著作。这部成功巨著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自觉地、出色地运用史学比较研究方法来分析和总结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和历史进程。本文限于篇幅，只选择书中关于汉唐比较研究这一最具典型意义的例证来论述，以窥见其深刻揭示历史进程之一斑。
    汉、唐两朝之所以能够进行比较，是因为二者之间具有可比性。“汉唐是历史上两个光辉的大朝代，唐朝的强盛又胜过汉朝。”（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第7、18、190-191、10、217、219、219-220、220-221、219页。）汉、唐的建立有着共同的基础。范老对比分析了唐、汉成为盛世而隋、秦均为短命王朝的原因。他说：“（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三大段，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段--自隋至元末，隋和秦相似，统一后不久就崩溃了。这是因为秦隋的统一都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吞并的结果，旧势力并没有受到较沉重的打击，过了一些时以后，它又放肆起来。只有经过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旧势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新的统治者接受了严厉的教训，新的统治者不得不对农民让些步，这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盛大的朝代，进一步巩固国家的统一。汉唐两朝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第7、18、190-191、10、217、219、219-220、220-221、219页。）范老将两朝盛世与两个短命朝代作比，高度肯定了农民起义对于盛世王朝建立的作用，总结出汉、唐均通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这一共同的基础，而这一共同基础正是导致两朝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朝的强盛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极为辉煌的一页，范文澜通过汉、唐比较，还阐明历史是发展的，唐朝比汉朝更为强盛这一客观事实。（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344、200、199-200、344、269、276、292、289、354-355、148页。）首先，唐朝的经济明显强于汉朝，“比两汉富力增加一倍以上”。（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344、200、199-200、344、269、276、292、289、354-355、148页。）范文澜具体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第一，由于农民起义的影响，打击了地主阶级，使唐前期的生产关系发生一些变化；第二，长江流域的经济，在南朝末年，已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使唐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第三是由于统治阶级政治上注意到亡隋之鉴，不敢过度放纵。范老在这一问题上十分强调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在统一朝代里的重要作用，正因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合并为一个基地，比两汉的富力增加一倍以上，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自隋、唐开始，中国封建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而长江流域发挥重要作用，是唐朝才开始的新现象，在汉代是不可能的。（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344、200、199-200、344、269、276、292、289、354-355、148页。）
    唐朝手工业生产也超过了汉代。“隋唐以及后来的封建朝代，尽管每亩产量不比两汉有所提高，但中国南部的继续开发，却使剥削者取得大量的财物，借以满足奢侈品的需要，自隋唐以后，手工业比两汉大进一步而且继续进步着的原因在此。”（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344、200、199-200、344、269、276、292、289、354-355、148页。）通过比较，范老指出，也是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才使得唐朝手工业发展远远超过汉朝。
    唐朝在交通方面，比两汉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唐朝前期国势强盛，威力远被四方，中期以后，仍保持大国声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畅达无阻。《新唐书·地理志》叙述了唐与外国交通重要的五条陆路、两条海路的路线。范文澜依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在两汉时已是航海大国，到唐朝海路走得更远，比两汉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344、200、199-200、344、269、276、292、289、354-355、148页。）这一方面加强了中国与外国间的交换关系，另一方面，运河与驿站的畅通及运输上的便利使繁盛的商业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税和手工业税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因此减轻了统治者对民间工商业的盘剥，成为社会生产上升的重要条件。
    唐朝交通畅通无阻的原因何在呢？“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这也使得“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344、200、199-200、344、269、276、292、289、354-355、148页。）那么，唐的武功比西汉更盛，能够战胜强大的突厥国的原因又是什么？范老说：“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文化上最发达的国家，兵法是智慧的最高表现（当然，只是最高表现的一种），在内战中取得的经验，对付境外落后国，却是绰有余裕，唐前期大拓疆宇，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突厥如果统一，不分裂为东、西两国，唐将无力灭突厥；西突厥如果统一，不分裂为东、西两部，唐也将无力灭西突厥。西突厥自己制造内乱，唐才有机可乘，……唐武功比西汉（汉武帝时）更盛，原因是西汉的敌国是统一的匈奴，唐的敌国却是分裂的东突厥和西突厥。”（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344、200、199-200、344、269、276、292、289、354-355、148页。）“自然，灭一个敌国，决不是轻易的事。”（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344、200、199-200、344、269、276、292、289、354-355、148页。）
    范文澜一方面注意到唐汉强盛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唐末和东汉末状况的相似之处。他对比分析了唐末和东汉末的割据状况、邻国情况、割据势力和割据影响。他说：“唐末和东汉末相似，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封建割据势力便横行一时，纷纷占领土地，进行混战。”但由于两时期经济状况的不同，导致割据的具体状况、各自面对的邻国情况及割据者情况均不一样。正是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两时期的分裂割据程度存在天壤之别。“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比东汉以后的三国，分裂的局面更为破碎，黄河流域居民遭受的灾难更为严重。”接着，范老又对分裂国家的经济情况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三国时期，三个国内部都比较稳定。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各国战争较少，经济一般都在上升；黄河流域早在八六八年庞勋作乱时开始，战争连年不停止，五代时尤为剧烈。前后九十余年的军事破坏，黄河流域疲惫不堪，两大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相差颇远，五代北宋都建都在开封（后唐都洛阳），就是北方愈益依赖南方的明证。”（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344、200、199-200、344、269、276、292、289、354-355、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