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比较分析文化内容，展现传统文化精华
    范文澜先生的通史著作有一极为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特别重视总结和阐释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他能够广泛联系贯串，征引宏丰，而这正是更好地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和条件。由于他对文化广泛而深入的比较，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值得仔细品位的内容，并从中获得宝贵的思想营养。
    1.夏、商、周文化特点比较。范先生在“古代文化的创造”一节中，分析了夏、商、周的阶级矛盾状况以及不同的文化特点。在他看来，阶级矛盾的程度决定着各自文化的性质。“夏朝社会在氏族制度基础上开始划分了阶级，这对单纯的氏族制度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当时阶级矛盾还比较和缓，统治者还不需要着重利用鬼神和刑罚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在那样的社会里，自然只能产生低级的文化，即尊命文化。”商朝在此基础上则有新的发展，与夏朝情况不同，“商朝进入奴隶制社会，统治者需要借重神（包括天、命、鬼）与刑来压迫大量奴隶。在那样的社会里，斗争发展了，因而产生了较高度的文化，即尊神文化。”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西周文化又不同于前两朝。“西周进入封建制度社会，按照尊卑、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等差别，制定出表现等级制度的礼。每一等人各有一定的义务和权利。尊贵人权利大、义务小，卑贱人义务大、权利小。在当时含有进步意义的初期封建社会里，礼可以巩固统治者的地位，作用比鬼神刑罚更大。”范老认为周朝“尊礼文化”明显高出夏、商文化，它“高出于夏人对自然界完全无能的尊命文化，也高出于商人假借鬼神、贪暴无耻的尊神文化”，原因就在于“尊礼文化多少承认被统治者有些卑贱人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是极其微小的”。（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第7、18、190-191、10、217、219、219-220、220-221、219页。）
    作为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卓越史家之一，范先生十分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中指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第7、18、190-191、10、217、219、219-220、220-221、219页。）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撰述的。范文澜先生对夏、商、周“尊命”、“尊神”、“尊礼”文化的比较分析就充分体现了范老的这一理论思想。另外，通过对三朝文化的比较和对其本质的归纳，古代文化发展的脉络跃然纸上，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2.儒、墨学说比较。春秋时期兴起的儒、墨是先秦时期的显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撰述通史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墨子及其所创墨家学说”一节中，范文澜先生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将墨家与儒家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用以揭示墨家学说不同于儒家思想之处，突出士人文化与庶民文化的差异。范先生认为，从总体上来讲，儒、墨两学说与统治阶级利益关系不同。“儒家最高理想是周公相成王。大儒做国君的卿相大夫，小儒给富人办丧事，自己家里人跟着去吃酒饭，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儒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完全一致，两者间妥协合作是很自然的。墨家与统治阶级利益并不一致，统治阶级为了要利用墨家，作暂时的勉强的有限度的让步，墨家对统治阶级则是忠实服务，竭尽心力，成为最驯服的仆役。”（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第7、18、190-191、10、217、219、219-220、220-221、219页。）正是因为与统治阶级利益关系的不同，墨家对儒家进行猛烈攻击，但墨家依然不曾得到卿相行道的机会，而儒家虽受攻击，依然为国君贵族所尊重。范文澜先生在后面的其它篇章中，从阶级对立统一的法则这一哲学原理出发，分析了为什么儒、墨均为显学，而儒家学说成为汉以后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指导思想，“墨学中绝”的原因所在：“墨家只看统一面，放弃斗争性，劝告两大敌对阶级在同一性上实行尚同兼爱。这种学说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则不同，“主张用礼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借以和缓阶级间的斗争性；主张仁民爱物，尚德缓刑，借以扩大阶级间的同一性。……儒家学说比起道墨两家来，较为接近对立统一的法则，也就是较为接近社会的实际。”（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118页。）
    范文澜探讨儒、墨两家学说的对立，其社会基础在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士与庶民不同的社会阶层，并具体地对比分析两家学说主张的异同。
    等级观念的同异。孔墨都持有等级思想。范文澜分析说：“孔子主张复西周之古，按照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分配生活资料，这自然是一种空想。墨子也承认贵贱的等级，以为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下至乡长、里长、家君（家长）各级正长，都是有智慧有威权能统一是非表率万民的贵人，万民则是贱者愚者。但墨子主张选择贤良为正长，并复大禹之古，要求各级贵人学大禹过着与万民同样勤劳菲薄的生活，放弃剥削的权利。这更是一种空想，永远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采纳。”（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第7、18、190-191、10、217、219、219-220、220-221、219页。）
    天命观的同异。首先，孔、墨都尊天命，但对鬼神态度不同。“孔子尊天信命远鬼神，天子得祭天，庶人只许祭户神或灶神，祭鬼只许祭父母。墨子尊天非命信鬼神，主张人无贵贱，都有权祭天和众鬼神。”其次，“天子代天治民，儒墨意见略同，可是儒家说天命既定之后，下民应该服从，不许怨天尤人。墨子以为上天鉴临下民，按照下民的利或害，随时对贵人行施公平的赏罚，绝无不变的命运。儒家信天命，所以鬼神不灵。墨家不信命，所以鬼神也能赐福降祸。”第三，他们对庶民地位的认识不同。“儒家认庶民最贱。墨家以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臧获（奴隶）也是人，在上天看来，凡是人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第四，在天命观的影响与作用方面，两学说存在不同的看法。“儒家的天是静的，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上天意志的是命。墨家的天和鬼神是活的，似乎真有极大的权能，赏善罚恶，保护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墨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天和鬼神的赏罚上，……想借鬼神的威力，说服王公大人行善政，结果只能是麻痹庶民的反抗性。”第五，对其政治统一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孔墨都要求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孔子年代较早，周礼在诸侯国多少还有一些约束力，因此主张从周尊王，复兴周道，诸候国各保现状。墨子时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政治上的作用，看不出谁是统一者，因此主张上同于天，楚越齐晋四大国各保现状，等待上天选择有德利民的国君为天子。”（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第7、18、190-191、10、217、219、219-220、220-221、219页。）
    范文澜对儒、墨两家的比较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内容，学术研究切忌笼统、含糊和肤浅。范文澜对夏、商、周三代文化和儒、墨两家学说的比较和分析，可谓视野开阔、周到细密、鞭辟入里，在对古代思想文化比较研究上，堪称典范之作。很显然，著者的论述贯彻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体现了对古代思想学说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而在比较研究方法的应用上却很灵活，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分析，是纵向比较研究，从而很有说服力地证明由刚刚进入阶级社会--奴隶社会--早期封建社会不同社会阶级，反映在文化上的成熟程度不同、总体价值观念和取向不同。对儒、墨两家的分析，则是同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横向比较研究，儒、墨在东周时期同为显学，孔子和墨翟同为古代杰出的智者，他们在博学和创立有影响的学说上是相同的，但因其代表的社会阶层不同，因此决定其政治思想、等级观念等方面的对立和差别，最终决定一个受到历代尊崇、一个消绝中断的历史命运。
    中国古代文化渊源久远，灿烂辉煌，对全人类文化作出了伟大贡献。范文澜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原理，擅长于对古代思想学说进行恰当的比较研究，无论对阐发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或对古代思想家、学问家学说的丰富内涵和价值评判上，都有十分精到的论述，大大推进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地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