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比较分析历史人物，突出人物个性特征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书写了众多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人物，并且往往是采用恰当比较的方法，生动而深刻地再现他们的思想特点，论述他们的作为和功过。这样不仅显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而且展示了其丰富的内容。陈其泰先生在《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中对此问题有过中肯的分析，他多次提到“范文澜重视比较研究方法，而且运用得很成功”，（注：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312页。）并列举了其成功运用的实例，如对晋元帝司马睿和宋武帝刘裕的比较，对韩愈和柳宗元的比较等。本文试图从政治人物之间和文人之间的比较方面再举出例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范文澜先生独特的史学见识和成功运用比较方法的撰述功底。
    1.政治人物之间的比较。唐中期自742年至820年凡79年，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的结果是，中央集权取得了相对的胜利，国家基本上还能够保持统一。但是唐朝中期中央统一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发生了多次斗争。唐肃宗时割据局面已经形成，唐代宗时割据局面已经固定。范文澜把肃宗和代宗两位皇帝与其后继位的唐德宗进行了比较，他说：“唐德宗是不同于唐肃宗、唐代宗的昏君。”从心理方面来说，“肃、代猜忌功臣，唐德宗的猜忌心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在处事风格上也不同，“肃、代都对强横者姑息，唐肃宗被史家描写为‘温仁’，唐代宗也被称为‘宽仁’，实际都是庸懦人物，唐德宗急躁，是一个轻举妄动、刚愎自用的人物”；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上，“肃、代都优待回纥，防备吐蕃，唐德宗因曾受侮辱，仇视回纥，对劲敌吐蕃反而放松警戒”。所以，唐朝在这样一位昏君的统治下，“从肃、代的苟安局面转入危机的局面”。（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344、200、199-200、344、269、276、292、289、354-355、148页。）通过范文澜对三位唐朝昏君的为政特点和个性特征的比较，我们很容易理解政治人物对于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和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近代史》（上册）撰成于延安时期，建国后又经过多次修订。范文澜在书中深刻地分析了鸦片的输入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面对这种深重灾难，围绕着鸦片问题，清朝廷内部展开的抵抗主义与投降主义的斗争。在范文澜看来，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间基本的不同点在于“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抵抗派从民族自尊心出发，拒绝外国势力的侵入，虽然他们也是傲慢对世界情况无所知，但在民族遭受危害的时候，他们愿意探查外国情况，学习外国技术，这是进步的倾向。”而与之相对立的投降派则不同，他们“从压迫人民、保持少数人私利出发，他们清楚懂得，只要政权在手，民膏民脂，尽够剥削，中国遭受任何伤害，对他们私利并无妨碍。不仅如此，中国任何一个伤害，对他们还都是乘机获利的机会。投降派的路线，显然是守旧顽固，阻止生产力进步、依附各国侵略者，引导中国走向殖民地的路线。”范文澜用犀利的笔锋，痛斥投降派的卖国路线并且指出：“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人民反抗投降派及其主人帝国主义的斗争史。”
    为了更加形象生动地揭示两派之间截然对立的立场，范文澜列举了众多的例证。如抵抗派与投降派在对待外情、用兵方法以及对待人民的态度等方面都通过实例来说明，给读者以形象的认识。我们以用兵为例看看范老是怎样评价抵抗派的代表人物林则徐和投降派的代表人物道光帝的。林则徐认为，“剿夷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他主张训练本地军队炮术精熟，不需“远调百万貔貅，只供临敌之一哄”。而道光帝却恰恰是在各省抽调兵丁，杂凑成军，一闻炮声，便“纷纷溃散，几同儿戏”。（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2-63页。）生动的实例，鲜明的对比，充分反映出抵抗派与投降派观点的对立和当时地主阶级内部利害的矛盾，同时也反映出统治阶级的满族与被统治阶级的汉族之间的严重矛盾，这是范文澜通过比较得出的深刻见解，对我们现在正确认识鸦片战争仍具有积极意义。
    2.文人之间的比较。关于人物的比较，范文澜的著作中涉及内容很多，并且独具特色。范老对于盛唐时期的文人李白、王维和杜甫之间的学术渊源和风格的比较，就充分显示了唐代诗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充分展现出盛唐文苑的百花盛放之势。
    范文澜用浓重的笔墨对比描写了这三位盛唐的伟大诗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的仕途经历不同。天宝初年，李白因诗名大被任命为翰林院供奉，并无官爵。但李白居长安前后不到三年即被放还山林，李白对当世时务是隔膜的，不知如何处危乱之朝，以真放对阴险，当然要被排挤出朝。王维始终在朝做官，与贵官交接往来，文名极盛，是做官能手。杜甫虽有“致君尧舜上”的大抱负，但他的现实生活却是流离失所，不仅做不到大官，连微小的谏官也因言事被斥革，所以他们在仕途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
    其次，他们对政治的看法不同。范老通过生动的实例分析说，李白的政治见解很差。他既看不出安史是国之叛逆，也看不出李割据东南对朝廷的危害。王维诗所谓“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只要个人得利，哪管仁之所在，杀身成仁更是被看作笑谈。他投降安禄山，因此和李白都不免身败名裂。李璘、安禄山失败之后，李白和王维都 犯了死罪，幸而因其诗名而被人营救，得以从宽发落。比这两位略后的杜甫抱着“致君 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一不切实际的理想抱负，尽管同李白的理想一样天真，并且对 朝廷心存不满，但是和其他两位不同的是，他对朝廷绝对的忠诚。他曾经身陷叛贼之中 ，但不曾为叛贼所侮辱，逃出贼窟，历经艰辛，这是王维和李白所不能忍受的。
    再次，他们的学术思想渊源不同。李白、王维和杜甫这三位诗人的诗作是代表道教、佛教和儒家三种思想的结晶品。李白以神仙作为自己的抱负，思想上实行神游八极之表，他的诗奇思涌溢，想人之所不能想，说人之所不敢说，敢于冲破一切拘束，破浪直前不畏缩，正是他道教思想的体现。王维是禅宗南宗神会禅师（即禅宗所谓七祖）的弟子，是佛教禅宗在文学上的代表人，他的诗画二艺都有很高造诣，被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中有一部分诗作谈佛理，王维诗兼陶潜、谢灵运之所长，成为整个文学史上的一大家。杜甫诗是儒家思想的杰出体现，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杜甫对朝廷是绝对的忠诚，他“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即为其精神的最好写照。然而由于安史之乱，他的实际境遇却是流离失所，“大抱负与贫困生活这个矛盾，是杜诗丰富内容的源泉”。杜甫对人民的同情心，与“致君唐虞际”的忠君心相结合，正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第668-684、802页。）
    通过总体的对比分析，范文澜先生高度肯定了三位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尤为赞赏杜甫，认为尽管“历代诗评家对王维、李白或有异辞，而杜甫的‘诗圣’地位从未动摇过”。（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第668-684、8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