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注：其他三种为刘孝标《 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 十“《世说新语》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1182～1183页；钱穆《中国史学名著》 ，三联书店2000年，第116～117页。），就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而言，大致可分为如下 几类：
    1.对裴注具体史事内容的考证性研究，如文字的校勘考订，词义训释，典故注释，史 事补充及地理诠释等。清代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异峰突起，蔚为大观，形成裴注研究 在该领域的全面高潮，其研究取向波及并影响了民国以来的裴注研究。代表成果有周寿 昌《三国志注证遗》，卢弼《三国志集解》等。（注：关于这方面成果的综述，见杨耀 坤《陈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4～203页及第144页注①。）
    2.对裴注的各种专题性研究，大致可分为三。
    其一，对裴注所引书籍数目、种类与裴注所保存魏晋史料的研究。这一点，自钱大昕 、赵翼以来一直是裴注研究者们瞩目的热点之一。其后学者如沈家本、王钟翰、陈垣、 周国林、逮耀东、伍野春等（注：参见伍野春：《裴松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248～250页；逮耀东《<三国志注>引用的魏晋史料》，见逯著《魏晋史学的思想 与社会基础》，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94～412页。），对此均有专 门研究。但确如逯耀东先生所言，裴注“保存了大批的魏晋史料，只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1]（p440，352），这是裴松之当年注此书时所始料不及的，而且裴注的真正价值也不 仅在于此。因为裴注所引的书籍，就其对裴注自身的研究而言，除了反映裴氏作此书时 ，史料采择的广泛程度和对当时三国史研究成果的吸收状况外，在整个裴注研究领域并 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何况诸学者从事该方面的研究，又多注重从古代典籍的辑佚、 辨伪、考证等方面整理的角度考察，而不是裴注本身。
    其二，对裴注撰著体例的评价与研究。这一点，自唐代史家刘知几以来，历代学者多 有涉及，但仅是片言只语。1939年陈寅恪先生提出裴注是“合本子注”，其后，王钟翰 先生《三国志裴注考证》、陈先生本人《徐高阮重刊洛阳伽兰记序》、逯耀东《<三国>与汉晋间经注的转变》诸文（注：陈文见《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第143页；王文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下），1945年9月，第163～165页；逯文 见《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14页。） ，对此都有系统论述。这在裴注研究的专题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其三，对裴注所表现的裴松之思想的研究，有柳诒徵《三国志注义例》等。其中，关 于裴氏史学评论思想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有逯耀东《<三国志注>与裴松之自注》、卢 建荣《裴松之历史评论的思想根源》等。（注：柳文，见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 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04～527页；逯、卢两文，均见许卓云等著《 中国历史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7～272，493～517页。）
    3.对裴注及裴松之本人的全面考察与综合研究。
    这方面当首推杨翼骧先生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杨先生此文，在广泛吸收前人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几乎照顾到了裴注的方方面面，成为该研究 领域的一座里程碑，后之研究裴注者，无论其对杨先生的具体观点同意与否，都不能忽 视此文。其后，张孟伦先生《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一文，对杨先生的部分观点提出质 疑，使裴注在该领域的研究趋于深入。近年伍野春先生的《裴松之评传》可以说是该研 究领域的代表性力作。伍著在杨、张诸文的基础上，扩展补充，对裴注中表现的裴松之 的个人思想及史识、史法等，都有不少发明。尤其注意的是，伍氏研究裴注所引书籍， 不仅用表格的形式列出书目，还统计了所引各书的次数[2]（p256～259），为以后裴注在 此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此外，逯耀东先生对裴注的研究，还独辟蹊径，从史学独立与汉晋间经注转变对裴注 的影响等角度，研究和考察裴注的出现及其在史学注释史上的地位，并进而论及裴注的 注释方式对司马光《通鉴考异》的影响，大大拓宽了裴注研究的领域，开辟了裴注研究 的新天地。但由于逯氏认为裴注的学术渊源无法考证[1]（p338），使得其对上述诸问题 的论证犹有待发之覆。这首先表现在对裴注学术渊源的考察，如果将其置于整个中国学 术发展（分野）史，尤其是经注与史注的双重变奏中，便不难发现其学术史地位与学术渊 源所在，即：当史学作为经学的附庸时，史注也附属于经注；伴随着史学从经学的附庸 地位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注也逐渐打破此前经注研究范式，探索适合史学 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裴注正是对这些探索成果的吸收和总结，并继承了经注 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裴注对后世的史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近代获得了新生 ，它的出现标志着史注研究范式的确立；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脱胎 的经注研究范式，仔细研究二者关系的变化，就会发现其与学术史上经史关系的变化， 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