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哲学史家。从成名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到《中国哲学简史》，再到晚年定论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哲学史的研究与书写。在长期的哲学史研究中，冯友兰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治史思想，值得引起我们的研究与关注。
    一、独具特色的释古思想
    如所周知，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信古”思潮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自北宋以降，虽然也曾掀起过几次“疑古”之风，但始终未能冲破“信古”思潮的网络。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疑古”思潮再度兴盛，形成了席卷史学界的“古史辨”运动。疑古派高扬疑古旗帜，大胆怀疑古代文献典籍和传统观点、传统观念，提出“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他们的疑古辨伪工作，对于廓清历史迷雾，摆脱盲目“信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疑古派以怀疑论为其方法论原则，将西周共和以上的历史都归于茫然不可知的境地，认为“三代无信史”，难免落入矫枉过正的流弊。虽然如此，疑古派仍然挟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之势，叱咤史坛多年。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史学界出现了一种要求矫正疑古派过失的声音，这就是释古派。冯友兰是较早提出释古思想，并从理论上探讨信古、疑古和释古三者关系的学者。
    从1927年开始，冯友兰连续5年多的时间，一直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这种亲身实践中，冯友兰逐步探索并提出了“释古”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卷的自序中，冯友兰提出，自己虽然不是历史家，但在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对于中国古代史，有自己不同于时人的见解。他认为，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即使“查无实据”，亦多“事出有因”，“不能尽谓为完全错误”。[1]（页243-244）他还以黑格尔的“正、反、合”三阶段法来说明对传统说法应取的态度：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是“正”；近人指出前人说法多为“查无实据”，是“反”；现在看来前人说法虽然多为“查无实据”，但也往往“事出有因”，这种观点就是“合”。[1]（页243-244）他在这里所说的“近人”，指的就是以胡适、顾颉刚等为首的疑古派。冯友兰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释古”的概念，但他肯定前人的说法“事出有因”，明确反对近人（即疑古派）不问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表明了自己的“释古”倾向。
    在《中国哲学史》下卷出版时，冯友兰又写了一个自序，对胡适等疑古派把他的释古倾向完全等同于“正统派”的看法予以了反驳。他说：“此书第一篇出版后，胡适之先生以为书中之主要观点系正统派的。今此书第二篇继续出版，其中之主要观点尤为正统派的。此不待别人之言，吾已自觉之。然吾之观点之为正统派的，乃系用批评的态度以得之者。故吾之正统派的观点，乃黑格尔所主之‘合’，而非其所说之‘正’也。”[2]（页3）
    冯友兰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所表现出来的释古倾向，得到了同样持释古态度的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激赏。陈在《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审查报告》中指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3]（页612）陈寅恪还指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除了要具备同情的态度外，还要防止流于穿凿附会的恶习，而当时那些号称整理国故的人（实际上是指疑古派），大多不能免于穿凿附会的流弊，诚可叹息。他认为，冯友兰的哲学史，既能“矫傅会之恶习”，又具有“了解之同情”，是一部值得刊布流行的哲学史著作。
    但冯友兰首次明确提出“释古”的概念，是1935年。在《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一文中，他提出：“中国近年研究历史之趋势，依其研究之观点，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一派，推翻信古一派对于古书之信念。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信古一派，现仍有之，如提倡读经诸人是。疑古工作，现亦方兴未艾。‘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之以窥见古代社会一部分之真相。”[4]（页255）
    冯友兰以当时史学界争讼不已的三个热点问题为例，具体揭示三派研究态度的不同。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先秦诸子起源的问题。《汉书·艺文志》中有“诸子出于王官”的产法，对于《汉书》的这一说法，信古派认为，既然此说出于《汉书》，就应该是可信的。疑古派则认为，《汉书》所说，不过是揣测之词。释古派则联系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认为《汉书》所载，虽然不可尽信，但这种提法也还是有一定的根据。因为当时贵族政治崩坏后，原来那些为贵族服务的各种专门人才，流入民间。诸子之学由这批人发起倡导，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