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评价历史人物时坚持以全见分的原则
    古今中外的史家，都十分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这句话，是对人物评价在历史学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最好概括。
    在我国，自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纪传体之先河，“历帝王之岁月”、“录人臣之行状”（《史通》卷二《列传第六》）以来，为著名历史人物立传记，作评论，就成为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历代的史论著作，也从方法论上把品评历史人物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讨。刘知几的《史通》辟有专篇，讨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凡通史、断代史和方志等史著，均应作人物表。近代以来，章太炎、梁启超等史学大师，也都十分注意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高度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对英雄史观，把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的标准。
    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也是冯友兰哲学史研究中十分关注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是走过弯路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到了70年代，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了歧途。”[16]（页542）在《新编》中，冯友兰吸取了这次走入歧途的教训，真正按照唯物史观的原则来品评历史人物，提出“推动前进或拉向后退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最高标准”[22]（页355）。“历史学家知人论世，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着重在超过他的前人之处，不应该纠缠在他不及他的后人之处。历史的发展日新月异，特别在近代尤其迅速，前人不及后人又何待言。如果纠缠在一个历史人物不及他的后人之处，那就是所谓‘事后有先见之明’。事前的先见之明是不可多得的预见，事后的先见之明是不值一笑的笑话。”[22]（页428）冯友兰的这些观点，与唯物史观强调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本着历史主义的态度，不能苛求古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冯友兰在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还有与人不同的地方，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坚持以全见分的原则，把历史人物放到他所处的整个历史大背景、大环境、大趋势中，看他与这个总的环境和趋势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二是坚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不搞大而化之，泛泛而论，更反对贴标签。由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总给人一种巨大的历史感和很强的逻辑感。比如，他对于董仲舒的评价，就是把他放在二千年封建制度的背景下来考评，从而对于他的作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冯友兰认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是为以汉朝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制定一套上层建筑，为新出现的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23]（页85）。在评价岳飞这个人物时，冯友兰把岳飞之死与整个赵宋王朝“偃武修文”的立国诉求联系起来，指出岳飞之死的必然性，这都是十分深刻的独到之论。
    近代中国是一个新旧变动剧烈的时代，许多新人物，转眼之间就成了落伍者，所以，评价近代史上的人物有着特殊的复杂性。正如贺麟所说：“我们处在一崭新的过渡时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信仰均起了空前急剧的变化。其剧变的程度，使许多激烈趋新的人，转瞬便变成迂腐守旧的人；使许多今日之我，不断与昨日之我作战的人，但犹嫌赶不上时代的潮流。”[24]（页1）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因素的牵连与干扰。中国近代史上有些哲学人物，本身就是政治人物，按照传统的革命史观点，已经有了定论。所以对于他们的任何一个不同看法，都和政治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
    1949年后，研究历代农民战争和歌颂农民起义领袖，成为史学界的时尚和热点。特别是对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由于政治气候的影响，更成为一时之显学。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被无限拔高，而作为他的对立面的曾国藩，则被冠以“汉奸、刽子手”的罪名，被彻底地批判和否定。冯友兰从理性分析入手，提出了与传统见解很不相同的观点。他的分析有两个进路：一是太平天国究竟是不是农民政权；二是洪秀全向西方学习的是近代西方的长处还是缺点。
    对于第一个问题，冯友兰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虽然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但毕竟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它只能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中寻找出路。这就决定了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在建立了新的政权后，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他所建立的新政权自然是封建政权，而不是农民政权。朱元璋的明朝是如此，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是如此。这让我们想起了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一段名言：农民起义虽然反封建，但不把它作为一种制度来反对；反地主，但不把它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反皇权，但不把它作为一种主义来反对。也就是说，农民所反对的也许是压迫剥削他的那个具体的地主或者皇帝，而绝不可能是整个封建制度、地主阶级和皇权主义。冯友兰的观点与翦伯赞的观点何其相似。冯友兰指出，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虽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体系最完备的政权，但这个政权仍然是封建性的，这是势所必至。
    对于第二个问题，冯友兰认为，洪秀全不仅建立了一套封建的政权，而且，还利用基督教的教义进行统治，搞起了西方中世纪神权政治那一套。中国近代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洪秀全也是向西方学习的人物之一，但是他向西方学习的不是西方之所长，而是西方之所短；不是西方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而是西方的宗教；不是要把中国近代化，而是要把中国中世纪化。所以，洪秀全是逆流而行，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这就是冯友兰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与时论明显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冯友兰对洪秀全的否定性评价，与清人赵尔巽在《清史稿》中对洪秀全的污蔑是两回事，赵尔巽说：“秀全以匹夫倡革命……中国危亡，实兆于此。”（《清史稿·洪秀全传》）前者是出于逻辑的分析，后者则是出于阶级偏见。
    关于对曾国藩的评价，冯友兰以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的论点为例，说明曾国藩不仅把自己定位成清朝的保卫者，更把自己定位成数千年纲常名教的保卫者，把他同太平天国的斗争，看作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这自然为他争取了人心，也增加了他与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冯友兰认为，在近代化的潮流面前，曾国藩声称要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他是守旧的，是反对中国进步的。不过，冯友兰指出，守旧和进步总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还是进步的，因为它建立在人权而不是神权之上。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道主义，这个人道是相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神道说的，人道主义就是作为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与神权政治的斗争，为西方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锋。因此，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中国的近代化也要推迟几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