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学术界对于“释古观”继续有所关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前，许多人都对释古观持否定的态度。在这一阶段，肖箑父的观点可为代表，他在《历史科学的对象问题--冯友兰先生的史学思想商兑之一》一文中指出，冯友兰的释古态度，不过是“重复著旧史学阵营中早有人千百次讲过的东西”[9]（页54）。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释古观”虽然还有着不同的认知与看法，但总体上都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冯友兰倡导的“释古”工作，与当时新旧文化的论争有关，实际上是新旧文化论战在方法论上的反映。[10]（页108）也有的认为，冯友兰的释古态度是中西合璧的产物，用的是黑格尔的术语，内涵却是地道的中国传统诠释学的思想。[11]
    和哲学界的谨慎评价相比，史学界近年来对于“释古观”的同情与响应则要热情得多。20世纪90年代初期，李学勤先生率先喊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12]（页3），肯定冯友兰在30年代提出以释古代替疑古的观点，是难得的学术卓识。李学勤等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实际上是对五四以来长期笼罩中国史学界的“疑古思潮”的一种有力反驳，其历史合理性不言而喻，而且也越来越成为史学界乃至考古学界、文化界的共识。最近，海外学者杜维明还提出，应该在批判继承“古史辨”派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扬弃“信古”、“疑古”两个片面，跨入新的释古时代。史学界的这些看法，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冯友兰释古思想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冯先生九泉之下若是有知，应该为此感到欣慰吧！
    二、区分本来的历史与写的历史
    把历史分为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是冯友兰治史思想上的又一重要特色。从理论来源上讲，冯友兰的“两分法”，显然受到了当代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影响。
    当代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理论认为，“历史”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人类的全部过去；二是指人类对过去的回忆和思考。前者是历史的本体，后者是对历史本体的认识。历史的本体是唯一的、永恒的，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无可改变。而历史的认识则是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的。从本体的角度来说，历史是客观的，它是一种独立和外在的东西，不再为人的意志和行为所左右，对历史，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改变它丝毫。但从认识的角度来说，历史又是主观的，历史只存在于人的记忆与思考之中。同一段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乃至不同的人，对其会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认识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本体，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所知道的历史始终只是某时某地他所能达到的历史认识，而不可能是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类认识现实的一种努力，每一代人都要重写一遍历史。[13]当代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突出贡献，就是开创了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实现了研究重心的转移，即从历史本体论的研究转移到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从历史本身性质的研究转移到历史知识性质的研究，这是它超越于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的地方。其不足之处是夸大了人的认识对于写的历史的作用，从而把历史认识的前提--即历史本体的客观性一笔勾消了，最终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绪论中，冯友兰首次提出了他“两分法”的观点，他说：“历史有二义：一是指事物之自身；如说：中国有四千年之历史，说者此时心中，非指任何史书，如《史记》，如《通鉴》等。不过谓中国在过去时代，已积有四千年之事情而已；此所谓历史，当然是指事情之自身。历史之又有一义，乃是指事情之记述；如说《史记》、《通鉴》是历史，即依此义。总之，所谓历史者，或即是其主人翁之活动之全体；或即是历史家对于此活动之记述。若欲以二名表此二义，则事情之自身可名为历史，或客观的历史；事情之记述可名为‘写的历史’，或主观的历史。”[1]（页254）
    在区分了本来的历史与写的历史之后，冯友兰探讨了二者的关系，指出“于写的历史之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另有历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丝毫无待于吾人之知识。写的历史随乎历史之后而记述之，其好坏全在于其记述之是否真实，是否与所记之实际相合。”[1]（页255）
    冯友兰把能否做到与本来的历史相合，看作是写的历史的目的和价值。他认为，本来的历史一往而永不再现，写的历史只能凭各种史料来写，因此，要写出“信”史来，殊为不易。他引用马克斯·诺都的话说，客观真实之于写历史者，正如康德所说“物自体”之于知识（康德认为，人作为主体要去认识客观事物，就须使用主观的概念和范畴，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人永远不可能完全认识清楚客观事物--“物自体”，所以，主客观的矛盾永远存在）。写的历史永远不能与实际的历史相合。其原因在于：第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古代的语言文字和现代的不同，即使有十分完备的史料，也不能保证今人能够完全理解古书的意义。第二，即使能完全了解古书，又有好学深思之士，心知作书者之意，但古书中也有伪书，不可尽信。第三，即使运用科学的方法，审查古书，加以严密考证，区别真书与伪书，但史料毕竟是史料，“多系片断，不相连属”，历史学家在审查史料的真伪后，还必须将分散的史料作一番分析和综合，一旦进行综合，主观的成分难免搀杂在“写的历史”中，因而“写的历史”实难与“本来历史”相符。第四，自然科学的假设可通过实验，以证其真伪，而历史学家对于史事之假设，是绝对不能加以实验的，这就是所谓的“人死无对证”。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只能尽心去写他所认为的信史，但结果是否真的可信，不能保证。[1]（页256）
    冯友兰的这一段论述，与当代西方分析历史哲学所谓的“人所知道的历史始终只是某时某地他所能达到的历史认识，而不可能是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