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突出强调“史识”
    中国传统史学有良史必须具备史学、史才、史识的说法，而所谓史识，就是指史料的选择与取舍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自序中，冯友兰说：“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8]（页6）《简史》要以小史的容量，承载全史的内容，做到简而不漏，小而不缺，其选材与写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冯友兰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竭尽绵薄。《简史》英文版问世后，获得了巨大成功，先后被译成法、意、西、南、捷、日、韩、中等文字，流传甚广，被论者誉之为“一部首尾连贯、材料与观点融会、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完整系统的中国哲学史”[17]（页261-262）。《简史》的成功，也可以视作冯友兰强调“史识”方法的成功。
    在《新编》中，冯友兰更加重视继承和发挥中国史学强调史识的传统，不搞史料的堆积和人名的罗列，而是按照哲学发展的线索来写哲学史。在《新编》第二册中，冯友兰对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史识”极为推崇，他说：“司马迁的《史记》用两篇列传，基本上概括了先秦学术界百家争鸣的壮阔复杂的局面。一个是《老子·韩非列传》；一个是《孟子·荀卿列传》。前一个列传说明道家和法家的由分而合；后一个列传说明儒家的由合而分，这是两条线索。司马迁抓住了这两条线索。”什么是线索？他解释说：“所谓线索就是事物发展的内部联系，也就是事物发展中有规律性的东西。一个好的历史家，必须抓住这些联系，才能把历史错综复杂的现象贯穿起来，写出好的历史。这就是从前的人所说的历史家的‘史识’。”[18]（页425）因此，他建议，对于司马迁的史识思想，要进一步地挖掘与发挥。在《新编》第四册自序中，冯友兰说：“自从开始写《新编》以来，我逐渐摸索出来了一个写哲学史的方法：要抓时代的思潮，要抓思潮的主题，要说明这个主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问题。能做到这几点，一部哲学史就可以一目了然了。”[19]（页312）冯友兰所锤炼出的这一写法，正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史识”思想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是冯友兰史家大手笔的充分体现。《新编》第四册可以说是他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一写法的具体体现。如对于玄学中的“有、无”的概念，历来的注释，对于有和无的确切意义都说不清楚，甚至是越说越糊涂。冯友兰以《老子》第一章帛书本的读法为根据，认定有、无是“异名同谓”，顺此思路分析下去，把玄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王弼的“贵无论”、裴頠的“崇有论”和 郭象的“无无论”。他还根据黑格尔的三段法，揭示出这个三分也是辩证地发展的，从 而否定了“玄学就是唯心主义”的流行见解，指出玄学中也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 争。又如对于佛学，其资料之多，浩如烟海。如果抓不住主题，就会沉没在资料的汪洋 大海中，一辈子也爬不出来。冯友兰劈开头绪繁多的资料，抓住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 心主义斗争这一主题，顺着这个主题往下讲，就把魏晋以来直到隋唐佛教史发展的三个 阶段讲清楚了，真可谓纲举目张。冯友兰对这一写法深为自得，他自我评价说，《新 编 》第四册中的玄学和佛学部分，与两卷本的有关内容比较起来，“材料没有加多，篇 幅 没有加长，但是分析加深了。其所以能够如此，因为我抓住了玄学和佛学的主题，顺 着 它们的主题，说明它们发展的线索”[19]（页311）。他认为新方法具有提纲挈领、提 要 钩玄之功。
    在《新编》第五册自序中，冯友兰进一步理清了《新编》的写作思路，他说：“书不以人为纲，以时代思潮为纲；以说明时代思潮为主，不以罗列人名为贵。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哲学史以讲清楚这个问题为要，不以堆积资料为高。”[20]（页4）他按照这一思路，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七个时代思潮：先秦诸子（分前后期）、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分前后期）、近代变法、现代革命。在他看来，这七个时代思潮就是客观的中国哲学史的七个中心环节，也是客观的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自然格局。从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阶段的划分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不愧为真正的大家手笔。一部两千多年的中国哲学史，其派别之多，资料之富，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可是经过他这样一番提纲挈领、提要钩玄的处理，就呈现出实质上的系统，让人一目了然了。西方哲学史家文德尔班曾经提出，要以问题为中心来写哲学史。冯友兰晚年摸索出的这种以时代思潮中的哲学问题为中心的哲学史书写方式，与文氏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1985年，冯友兰在回答《文化：中国与世界》编者的有关问答中，再一次明确了他的观点，他说：“一部好的历史书，固然要材料充实，但也并不是专以罗列为贵。中国的历史学向来说，一个大历史学家，要有史学、史才和史识。有史学就是说要掌握丰富的史料。有史才就是说善于表达，能写出有文学意味而又明白晓畅的文章。有史识，就是说要在繁杂的历史事实中，能看出来哪些是关键性的，哪些只是枝节性的，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在写的时候，知道哪些地方应该详，哪些地方应该略，这就需要取舍断制，这是最难能可贵的。”[21]（页452）冯友兰在这里把史识看作是史学“三才”中最为难能可贵的方面，充分肯定了史识对于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科学地解决了哲学史研究中的“史”与“论”的关系。冯友兰的这一论断，不是轻易出得出来的，其中凝聚了他长期的艰辛探索与思考，是他60年来哲学史研究成功经验的总结，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至于如何获得“史识”，冯友兰提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办法，他说：“写哲学史要通过复杂繁乱的事实看出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透过现象见本质，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所谓‘史识’，这是历史学家的最主要的才能。要想达到这两个目的，得到这个才能，有个方法，那就是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22]（页286）
    在《新编》中，体现冯友兰卓越史识的地方，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例子外，还有许多。比如说，在探讨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时，他抓住“社会制度的转变，归根到底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一根本规律，以“初税亩”、“初租禾”的出现为依据，提出了“渐进封建说”，成一家之言。冯友兰的这一历史分期说，把逻辑的分析与史料的考证结合起来，在把握根本线索的基础上，寻找关键性的“史料依据”，体现了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友兰的过人史识。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时，冯友兰提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和总线索就是向西方学习，言简意赅，同样表现了他非凡的概括能力。
    一般的史学家在研究中最为强调的是“求实”、“存真”，认为只有详细地占有资料，实事求是地研究，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受其哲人本质的影响，重视并且长于逻辑分析，突出强调“史识”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差异反映了职业史学家和哲学史家在治学方法上的明显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