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井田制”的问题。孟子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对井田制作过描述。信古派认为，井田制出于孟圣人之口，当然有理由相信它就是上古时代的社会制度。疑古派则认为，这种制度不过是孟子的理想或学说罢了，绝对不可能真正实行过。释古派认为，虽然不能肯定井田制度曾经存在过，但也不能认为它完全是孟子个人的空想，应该肯定当时的社会状况，可能给了孟子相当的暗示，才使他有了这种想法。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古书真伪问题”。信古派对所有古书的真实性都深信不疑，认为《庄子》就是庄周所作，《管子》就是管仲所作，《墨子》就是墨翟所作。疑古派对古书的真实性大胆质疑，认为《庄子》、《管子》等书，大部分是后人伪造的。释古派则认为，信古派和疑古派的观点都不对。因为《庄子》和《墨子》等书，本来就没有写明是庄周与墨翟所作，所以谈不上是假书。这些书最初都是零碎的篇章，后来经汉朝人的整理才以“书”的形式出现。
    从冯友兰所举的三个例子来看，三派之中，释古派的观点较为理性，也较为合理。而冯友兰自己，对于“释古”一派，自然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冯友兰还总结说，所有的历史旧说，虽然不可尽信，但也很可能“事出有因”，所以不能一概抹杀。他再次以黑格尔“三段论”的历史哲学来总括三者的关系：“‘信古’ 、‘疑古’与‘释古’三种趋势，正代表“正”、“反”、“合”之辩证法。即‘信古 ’为‘正’，‘疑古’为‘反’，‘释古’为‘合’。”[4]（页257）
    同月，冯友兰在辅仁大学的讲演中，进一步解读了他对“信古”、“疑古”和“释古”的看法。他认为，“信古”、“疑古”和“释古”不仅代表了三个派别，还代表了研究史学的三个时期，或是三个倾向，或是三个看法及态度。
    他指出，信古是学者们最早具有、也是最缺乏批判精神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已逐渐为人们所抛弃。疑古发生于信古之后，是研究史学的另外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虽然较信古的态度进步，但从研究的立场上说，仍然属于消极方面。而且，疑古派要举出许多证据来证明古书的真伪，自然也影响了研究的效率和进展。释古是研究史学的第三种态度，与信古和疑古都不相同，是研究史学的态度进步到了第三个阶段。在他看来，释古介于信古与疑古之间，因为信古与疑古都是偏于极端方面，信古的态度不免陷于盲目，而纯粹的疑古态度，也不能离其“怀疑主义”错误的势力圈外。冯友兰强调，释古便是这两种态度的折衷，是比较有科学精神的，这种表面看来“近乎骑墙的态度，可是确是攻研史学的合理态度”[5]（页260）。
    对于疑古派在史学上的贡献，冯友兰并没有简单否定。他认为，从效果和价值方面看，盲目的信古没有辨伪的疑古来得重要。在批判信古派泥古不化和强调史料审查两个方面，疑古派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它的短处在于抹杀一切，往往根据一两句话就决定一部书的真伪，失之于武断。
    冯友兰还提出了释古的方法与途径，这就是，对于历史上没有确切信史可考的事件，要从历史推到其社会背景，再由其社会背景追溯其历史。这就要求学者既要充分了解古人，又不能盲目从古人，要在同情了解的基础上，作出具体、历史的分析。关于史书的真伪问题，冯友兰也持同一态度，他说，确定史书的真伪，是攻研史学的先决条件。要用一种批判的精神，向可疑与可信的各方面探讨，兼有疑古的和信古的两种精神，这便是释古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虽然高度肯定释古是当时中国史学的最新趋势，是史学的“真正目的”，[6]（页374）但他对于释古派史学的某些缺陷，也提出了切当的批评。1936年，在《<中国经济史>序》中，他指出当时释古派史学有两种缺陷：一是此派史学家缺乏疑古精神。释古虽与疑古不同，然必须经过疑古的阶段，必须用疑古的精神，审查史料。他批评说：“现在有些讲历史的人，往往对于史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解相合者，即无条件采用。至于与此相冲突之材料，则置之不理，亦不说明何以置之不理。这样的办法，不能生出科学的历史。”[6]（页374）二是此派史学家谈理论太多，令人感到他们是在谈哲学，而不是讲历史。冯友兰认为，理论不是不可有的，但我们应当以事实解释证明理论，而不可以事实迁就理论。如果有一部历史书，其中毫不讲理论，但读者读了以后，马上就觉得有一种理论，实在不错，如果我们需要用理论讲历史的书，只有这样的书才是首选。他说：“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善《易》者不言《易》’；正是这个意思。”[6]（页375）
    1937年，冯友兰在《<古史辨>第六册序》中，再次对信古、疑古、释古三派给予了评价，他说：信古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会消失。即使不消失，那它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7]（页376）。疑古派所做的工作是审查史料。释古派所做的工作，是在审查史料的基础上将史料融会贯通。冯友兰认为，就整个史学来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个阶段，而且必须做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来说，他尽可只作两个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因为任何一门学问，都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必须分工合作。冯友兰指出：“由此观点看，无论是疑古还是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无所谓孰轻孰重。”[7]（页376）这实际上是为疑古派所作的辩护，因为“当时颇有人以为疑古已不合潮流”。他还希望疑古派继续努力，做他们审查史料的工作。
    上述观点表明，冯友兰对于信古、疑古和释古三派的看法，有了重大修正，除了继续挞伐信古派外，对疑古派的工作和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出就整个历史来说，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两个阶段的观点。冯友兰的这一修正，不仅有助于消解疑古与释古两派的对立，而且有助于调解中国传统学术“汉学”和“宋学”矛盾。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对于自己调和汉宋的观点直言不讳，表明自己的哲学史创作不仅应用了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而且也利用了清代汉学家研究古代哲学家著作的成果。[8]（页280）总之，冯友兰的释古思想，一定意义上表明了他走出疑（古）信（古），调和汉宋，融合中西，通释今古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