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还提出，由于写的历史很难与本来的历史相符合，也由于“信史”的标准人见人殊，所以，“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1]（页257）。
    在《四十年的回顾》中，冯友兰对“两分法”作了剖析，认为从哲学思想上来讲，之所以做这种区分，是因为当时他的哲学思想正从实用主义向新实在主义转变。“这种转变，在我开始写哲学史的时候，也表现出来。胡适对于历史的看法，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历史好像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由历史家随意装扮。我反对这种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中，我分别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前者指过去事情底本身，后者指历史家对于事情的纪述，即‘写的历史’。我说：‘于写的历史之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另有历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丝毫无待于吾人之知识。’但是，我虽然认为有客观存在的历史，但又认为它的真相是不可知的，历史家不可能写出跟它完全相合的历史……‘则所谓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这就是从实用主义转向新实在论的一个过程，认为离开人的意识有独立的客观存在，但是那个存在是不可知的。”[14]（页1017-1018）
    对于冯友兰这种将哲学史按主客对立两分的方法，有的论者肯定了它对于哲学史研究的积极意义，认为这种两分法为把哲学史研究当做独立的对象与学科，从而进行客观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对于矫正当时哲学史研究中的主观臆测、穿凿附会的做法，是一剂良药。[15]（页261）
    我们赞同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所做的自我解剖，他的这种将历史两分的思想，除了与当代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影响有关外，也与他所接受的新实在论哲学有直接的关系。新实在论者在本体论方面承认存在着某些既独立于个别事物，又独立于意识的共相或本质，这些独立存在的共相或本质，是不能从经验中观察到的，但却可以从逻辑上确定它们的存在，并且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发现它们。冯友兰的“两分法”思想，显然受到了新实在论两个世界（共相世界、殊相世界）的理论的影响。
    如果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冯友兰这种“两分法”思想，不过是客观唯心主义在历史观上的一种反映而已。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它当然是可知的（不仅逻辑上可知，经验上也是可知的）。一方面，历史学家对于客观历史的知识，就跟人们对于任何客观存在的知识一样，都有一定的相对性，这是无庸置疑的。另一方面，随着人们认识逐步提高，人的知识可以逐渐接近于他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相对的知识积累多了，就接近于绝对的知识。历史中诚然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但这并不说明历史是不可知的。
    在《新编》中，冯友兰继续坚持了区分本来的历史与写的历史的观点，但他对这种“两分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走向历史唯心主义的危险。
    下面，我们将两卷本和《新编》中的有关观点作一对比。第一，在本来的历史与写的历史的关系上：两卷本认为本来的历史巍然屹立于写的历史之外，写的历史只是本来的历史的记述，“记述”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它并不能表明二者就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新编》在承认本来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同时，还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原本与摹本的关系。他说：本来的历史是客观的历史，“它好像是一条被冻结的长河。这条长河本是动的，它曾是波澜汹涌，奔流不息，可是现在它不动了，静静地躺在那里，好像时间对于它不发生什么影响”，写的历史“是本来历史的一个摹本”。在这里，冯友兰把二者的关系明确为原本与摹本的关系，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明确了本来的历史与写的历史，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二者之间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第二，在两卷本哲学史中，冯友兰提出历史之所以必须永远地写下去的理由，是没有一个能够判断写的历史信与不信的客观标准，从而堕入了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在《新编》中，冯友兰提出，本来的历史是客观存在，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由于人的主观认识不可能与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所以写的历史必须永远重写。这样，写的历史必须重写的原因，就从缺少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转变成人的主观认识的局限性，从而解决了历史可信与否的客观标准问题，这个标准就是本来的历史。同时，也说明了历史是可知的，是可以认识的，尽管这种认识一般来讲也只能达到一种相对的真理。第三，就是两卷本哲学史中虽然隐含了反对哲学史研究中的主观臆测、穿凿附会的意思，但并没有明确提出来。而在《新编》中，冯友兰明确提出反对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他说：“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表现在不承认有本来历史的客观存在，认为历史好像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任人随意打扮。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了纠正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必须强调本来历史的客观存在。”[16]（页8）
    以上三点，就是冯友兰《新编》中的“两分法”区别于当代分析历史哲学，同时也区别于两卷本哲学史中“两分法”的主要内容。从冯友兰对于“两分法”的唯物主义改造来看，他在《新编》中贯彻唯物史观的原则是坚定的。
    冯友兰把历史分为本来的历史与写的历史，并提出写的历史必须永远重写的观点，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可谓是一种创见。但我们想指出的是：冯友兰提出写的历史之所以要不断重写，是因为人的认识总不能和其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这当然对。但还有一点，也许冯友兰并没有考虑到，那就是：人们写历史，包括写哲学史，都必须运用概念。而概念既是从本来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又反过来对本来的历史起一种规范作用。概念规定了人们的一定思维空间，规定了人们对本来的历史之认识的广度与深度。概念不同，写的历史亦不同；概念的发展变化，也要带来写的历史的变化。这涉及到了历史与语言的关系，也许可以作为写的历史必须永远写下去的另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