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注释体裁--集解。如何晏《论语集解》在引 用他人注解时，便都标明了注者的姓名。[16]（p112）这可能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在引用他人著作时，不但标明了作者，还写明了所引之书。
    就裴松之个人来说，他所以能在此时完成这部集魏晋以来在史书的内容、体例两方面 之大成的著作，和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从客观条件上说，这与晋室南渡以后，南方图书资料的恢复和发展是分不开的。（注： 关于南朝政府藏书的恢复与发展情况，参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 84年，第48～50页。）尤其是417年刘裕平定姚秦，从长安获得藏书4000余卷，这种以战 争为形式的图书流通，使南方政权在短期内获得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图书资料，其中必然 有其所没有的藏书和北方学者的新近著作。这为十多年后（元嘉五年，即428年）裴松之 撰写《三国志注》时充分利用北方藏书和北方学者三国史研究的成果，创造了条件。加 上裴松之是受宋文帝之诏作注，因而在利用当时的政府、皇室及私人藏书方面，都较为 便利。
    从主观条件上来说，裴松之撰写《三国志注》时，在55岁左右（注：杨翼骧先生认为裴 注的撰写，始于元嘉三年即426年，说见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2页；逯耀东先生认为最早不会始于元嘉四年，且是在助 手的协助下完成的，说见《<三国志注>与裴松之自注》，许卓云等著《中国历史论文集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7～262页；此处取逯氏说。），这对于年寿80岁高龄 的裴松之来说，正是其个人著述的黄金时期。加之他对此前的史书有过系统的研究，并 形成带有索引性质的纪传体史书专科目录--《史目》，而且这部《史目》对后世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一百多年后的开皇年间，杨松珍曾续作此书，以至北宋初年依然存在， 甚至有了北宋人的增订本。（注：张守节《史记正义》在《五帝本纪》下曾引《史目》 ，相关研究参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70～71页。）从后 人对它的态度，可见此书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反映出裴松之个人对此前史书内容 及体例方面的熟悉程度和研究深度。
    从间接学术渊源来说，是史注在突破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了 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
    其一是以事解经。经学研究在先秦、秦汉之时，以事解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左 传》解《春秋》便是用“以事注史”的方法。直到西汉初年，伏生口授经义，作《尚书 大传》，其中叙事仍占八成。[9]（p223）当史注突破其所隶属的经注，探索适合史学这 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时，以事解经的优势便凸显出来，加之有《左传》解《春秋 》这一成功先例的存在，使得这种研究模式成为首要的继承对象。而裴注在这方面的实 践最为出色，《四库提要》称赞其注文“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 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17]（p403～404）。可以说颇得《左传》解《春秋》之遗意 ，也是对《左传》“以事注史”传统的回归。《宋书》本传说他“学通《论语》、《毛 诗》”，并且“博览坟籍”[18]（《裴松之传》），虽然没有明说他对《左传》有多大的 研究，但从他批评孙盛“多用《左氏》以易旧文”来看，《左传》应该是他所“博览群 籍”中的一种，并且还颇有研究，以至孙盛在写书时“用《左氏》以易旧文”便被他发 现，并被指出“如此者非一”。而《左传》解《春秋》正是“以事注史”的典范。
    其二是以义理解经。这种模式的典范是《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阐发微 言大义。这一传统一直为经学家们所继承，直到东汉末年，遍注群经的郑玄，除却其在 名物训诂等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外，据缪钺先生研究：“郑康成注经，多针对当时实情 而为议论，应以史事与注对读，方合。”[19]（p14）可见其在注经时个人情感的流露。 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便融入了许多个人的情感，这一点前人已有不同程度的研究。 （注：参见柳诒徵《三国志注义例》，见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04～527页；逯耀东《<三国志注>与裴松之自注》，卢建荣《 裴松之历史评论的思想根源》，均见许卓云等著《中国历史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第257～272，493～517页；伍野春《裴松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287～302页。）他这种在注释中融入个人情感的作法，究竟是受《公羊》、《谷梁》 以义理解经的启发，还是欲撰“成一家之言”的专著而未就的残余？非起松之于地下， 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在注中倾注个人情感的作法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裴注对后世的影响
    裴注这种史注研究范式对后世史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南朝梁刘孝标《 世说新语注》对裴注的继承与发展，刘昭《后汉书注》“侧重于说明史事的异同，类似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20]（“出版说明”）；更表现在裴注中“备异”“惩妄”及史 注中融入个人情感对后世的影响上。尽管裴注作为史学研究范式标志的出现，并未被当 世人意识到，甚至到盛唐的刘知几时仍用经注的研究范式来审视史注，将训诂、名物等 以注经方式注史的裴、李、应、晋，训解《三史》”，称为“儒宗”，而将裴松之《三 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讥为“好事之子”（注：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 通释》卷五《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2页。刘知几对史著与史注，有严 格的区分，并对史注存有极大的偏见，他说：“大抵传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 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第133页）。不过，我们也不应该苛责古人，因为朱维铮在1996年写《周予同经学史 论著选集》“增订版前言”时便说：“在十五年前，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传统典 籍的校点注释，都不算‘论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没有走出史学尚未摆脱经学附庸地位时的学术视野。但从 裴注在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刘知几此处论述的虚妄，和裴注作为 史注研究范式标志的丰碑地位。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由于“备异”、“惩妄”两种方法的运用，使史注打破了经 注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反过来对经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