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注的研究范式中，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就是“注（传）不破经”。这一点在杜预《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 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 之所重。”[11]（p9）即传无论是“先经”、“后经”还是“依经”、“错经”，但有一 个前提总是不变的，即只能从正面解释经文，而不能怀疑否定经文。但“备异”、“惩 妄”则不同，所谓“备异”，是指“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 并皆抄内以备异闻。”所谓“惩妄”是指“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 ”。[15]（p1471）这样无论“备异”还是“惩妄”，与它所注释的文本便发生了冲突， “备异”将与其所注释文本的不同内容列出，直接动摇了所注释文本的权威性、一致性 ，引起人们对所注释文本的怀疑；“惩妄”则将矛头直指所注释的文本，对其所注释的 文本加以否定、批判，这便大大拓宽了注释的范围和功用，为后世疑经、改经，发现伪 经，在体例上创造了条件。
    北宋刘敞撰《七经小传》，《四库提要》说他“好以己意改经”，并罗列出其所改的 经文，如“《尚书》‘此厥不听’当作‘此厥不德’，谓《毛诗》‘烝也无戎’当作‘烝也无戍’，谓《周礼》‘诛以驭其过’当作‘诛以驭其祸 ’”，“《尚书·武成》一篇，考定先后，移其次序”。[17]（p270）。而所谓的传，刘 知几说：“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可见，盛唐之时的刘知几在考察传与注名称的演 变时，便发现在其所处时代所认为的中古之时，传就被名为“注”了，而且在刘知几那 个时代的人看来“惟此二名，其归一揆”（注：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五 《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1页。又，关于“注”“传”名称的转变及历 代对“注”不同称谓的研究，可参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六“经解之名”条；张舜 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169页；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 础》，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41～343页。）。传与注在盛唐时人的 心目中就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了，更不用说北宋之时的刘敞了。因此，他的《七经小传 》正是用“传”（即“注”）这种体裁来对原典经文加以怀疑。尽管只有三卷，但也是《 七经》“注”的单行本。关于这一点，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代学者阎若璩考订伪《 古文尚书》的大作--《古文尚书疏证》，用的便是“注”（疏是为注作注释，即注的 注，可以说也是一种注）这种体裁。尽管从具体内容来看，其体例先是写下一段论断， 然后低一格，用按语的形式加以证明，而没有用写下经文再注疏的形式。但从其名称来 看，正是对传世《古文尚书》进行的疏证的单行本，只不过没有将其散入《古文尚书》 各篇之下，合编为一书而已，何况此前也有注文与所注典籍分别单行的先例。（注：叶 德辉说：“注疏皆别本单行，南宋而后，刻书者始合注疏于一本。”（《书林清话》卷六）另，段玉裁《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牟润孙《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241～242页）对此均有研究。）
    在注中融入浓厚的个人情感，在后世看来，似乎更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特殊的历 史时期，它成为志士仁人表达民族气节、个人情操的一种体裁。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抗 日战争时期，可以说就在此时，南北朝时融有个人情怀的史注获得了时代新生。
    宋末元初，胡三省用注《资治通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气节和个人情操，对此 陈垣先生曾颇有感慨地说：“《通鉴注》成书后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 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至于他的爱国思想和治学精神，很少 有人注意。”[21]（“内容提要”）援庵先生就是在日伪统治北京的黑暗境遇之下，对胡 三省当年遭遇有一种同情的了解，方撰成《通鉴胡注表微》发其蕴涵。陈垣先生在回忆 写此书的经历时说：“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 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 ，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 至痛哭。”[21]（p411）在陈垣阐发胡三省《通鉴注》所寓含的意蕴的同时，有的学者正 用注释的形式，将自己的个人情感寓于对古人的评论之中，这便是余嘉锡先生的《世说 新语笺疏》。据周祖谟先生说：“作者注此书时，正当国家多难，剥久未复之际。”即 日伪统治时期，“用意在于砥砺世节，明辨是非”[22]（p3～4）。可以说，这正是史注 的新生。
    五余论
    当我们再次从学术分野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学术的发展时，就会发现一个近似规律性的 现象，即经史关系的变化。周予同先生说：“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史由附于经，而次于 经，而等于经，以致现在的经附于史，有其一定的过程。”[23]（p695）周先生此言确有 见地，关于史由“附于经”到“次于经”的转化，可以从上文所论史学逐渐摆脱经学的 附庸地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看出。不但如此，在此期间，史注也同样经历了 由经学视野下以注经方法注史的经注研究范式，逐步探索形成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 点的史注研究范式的过程。
    至于史学由“次于经”到“等于经”的学术发展则在明代中叶，这一点，可以从此时 及此后学者们关于经史关系的论述中得到证明。王阳明说：“五经亦史。”王世贞曰： “六经，史之言理者也。”胡应麟云：“夏商以前，经即史也。”何良俊言：“史之于 经，上古原先无分。”顾炎武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六经皆然。 ”（注：参见钱仲书《谈艺录》八六“六经皆史”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263～264页 ；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第90页。） 这些都是那时的学者群体，关于史学上升至与经学同等地位的认识。尽管在当时的官方 意识形态中，经学仍处于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但在学术界内部，学者们却发出了经史 平等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