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界限的划清，是在南朝梁时。萧统编《文选》，认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是 “褒贬是非，记别异同”的，应该和文学著作加以区别（《文选·序》），因此将史学著 作摒弃于《文选》之外。就在此时，阮孝绪的《七录》撰成，《七录》列“记传录”“ 文集录”，区分史学和文学。这两种极不同类的著作，出现在同一个时代，却共同划清 文史界限，正说明史学的完全独立。而此前的元嘉十五年，宋文帝设玄、儒、文、史四 馆集徒教授，这四馆的设立，实际上是官方对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认可。[1]（p51～52，p257）
    揆诸史注的前后变化，便会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从学术分野上来说，在 史学逐渐摆脱经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史注也开始打破训诂名物等经注研究 范式，探索更适合其本身特点的注释体例，进而形成这门学科本身的研究范式。
    张孟伦先生说：“注释史书，到了晋朝，已由训诂分向各方向发展。”[9]（p227）考诸 史籍便会发现，实际上，西晋挚虞注释赵岐的《三辅决录》，便在注中“多举书中人物 的字与籍贯仕历”；陈寿注杨戏的《季汉辅臣赞》，“杨戏和陈寿所作的小传，附于每 人赞词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先开列四言赞词，然后注其人事迹”。[10]（p40 8）这些，开始打破此前史注多是训诂名物的经注研究范式。而仔细考察魏晋以来的史学 发展状况也会发现，不仅史书注释，史学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史学研究方面，三 国时蜀人谯周利用当时所存的古籍文献，纠正司马迁《史记》中的谬误（《晋书》卷八 二《司马彪传》）[11]（p77），写成《古史考》，成为“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考史专著， 也是第一部史料学专著”[12]（p135），创立了史考这种史学研究范式。干宝著《晋纪》 立有凡例，开创了历史编纂的新天地，并为其后史家竞相效仿。（注：如刘宋范晔《后 汉书》、北齐魏收《魏书》、隋李百药《北齐书》等皆有序例，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 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4页）及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 籍出版社1985年，第136页）。）史学评论也逐渐发展起来，出现了何琦《三国志评论》 、徐众《三国志评》[11]（p120～121）等对某部史书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
    就时间序列来说，史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和史注打破此前的经注研究范式，二者是 同步的。《晋中经新簿》成书于280～289年间[13]（p41），李充的《晋元帝书目》成书 于322～350年间[13]（p48），而就现有史料来看，第一部打破史学训诂名物的经学研究 典范并综合运用和吸收前人成果、初步建立史学研究典范的是东晋孙盛的《异同评》。 据张孟伦先生研究，孙盛在此书中除训诂外，还综合运用了“补阙”、“惩妄”、“论 辨”三种方法。而此前这三种方法只是分别地在某部著作中出现（注：“补阙”如西晋 挚虞注赵岐《三辅决录》，“惩妄”如东晋徐广《史记音义》，“论辨”如谯周《古史 考》、王涛《三国志评》等，参见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224～225页。），孙盛则是“第一个首先综合多种方法，而集其大成的人”[9]（p 225～227）。孙盛的生活年代是302～373年[14]（《孙盛传》），即至迟在孙盛49岁时， 基本奠定史学独立学科地位的《晋元帝书目》已经修成。而孙盛《异同评》的成书则标 志着史学研究基本摆脱经学研究的范式，初步形成其本身的研究范式。但这种研究范式 真正确立的标志则是裴松之《三国志注》，因为孙盛的《异同评》并不是以史注形式出 现的，而裴注则找到了这种新的研究范式的载体--史注，它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学术 发展（分野）史上，继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成为独立学科后，史学研究范式 也打破此前经学研究范式的藩篱，形成了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
    三裴注的出现及其学术渊源
    裴注的出现是史学这门学科本身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可以从裴注的学术渊源 上得到证明。逯耀东先生说：“关于裴松之的学术渊源无法考证。”[1]（p338）其实， 如果案诸裴注本身，便不难发现其学术渊源之所在。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对此书的撰著意旨有概括的说明：“其寿所不载，事宜 存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 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 ，颇以愚意有所论辨。”[15]（p1471）简单地说即补阙、备异、惩妄、论辨，如果能考 得这四种方法的学术渊源，裴注的学术渊源也就自然而明。那么，其学术渊源又是什么 呢？
    从直接渊源来说，首先是对魏晋以来史学研究和史书注释成果的承袭和总结，并集此 方面研究之大成。
    《四库提要》将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的补阙、备异、惩妄、论辨四类析为六 端，其中有一端为“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正是对挚虞注《三辅决录》“多举书中 人物的字与籍贯仕历”及常璩《华阳国志》“先开列四言赞词，然后注其事迹”体裁的 继承与发展。裴注引《三辅决录》注共9条，引《华阳国志》19条。此外裴注中还引史 学评论中的专著徐众《三国志评》共9条。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的四种方 法有发凡起例作用，而裴注中便引立有凡例的干宝《晋纪》达25次。在裴松之以前已经 综合运用补阙、惩妄、论辨三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于一书的是孙盛《异同评》，而孙盛 对裴松之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大的。考裴注引其《异同评》达12条，说明裴松之对此书是 很熟悉的。除此书外，裴注还引用了孙盛另外的四部著作，分别为《魏氏春秋》（共引 用55条）、《晋阳秋》（共引用21条）、《蜀世谱》、《魏世谱》至少一次。（注：以上数 据参见伍野春：《裴松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4～258页。）可见裴氏 对孙盛的著作是非常了解的。又《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魏氏春秋》：“（曹操）答 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15]（p18）裴松之对此批评说：“凡孙盛 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15]（p19）他这句话，很明确地表明了 他受孙盛的影响。“凡孙盛制书”，一个“凡”字说明裴松之对孙盛所有的著作有系统 的掌握，甚至遣词用字也莫不推详之，所以他才说“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 ”，并且还“如此者非一”，更说明他对孙盛的著作沉潜很深，并且研究得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