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史学上升至与经学平等的地位，史学研究的方法也逐渐渗透到经学研究中，为 经学研究者们所采用。江藩《汉学师承记》记载了清康熙间学者阎若璩的一则故事，最 能反映这一情况。“昆山徐乾学问曰：‘于史有徵矣，于经亦有徵乎？’若璩曰：‘案 《杂记》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 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殁，子张尚存，见于《孟子》，子张殁 ，而曾子方丧母，则孔子时曾子母在可知。《记》所载《曾子问》一片正其亲在时也。 ’乾学叹服。”[24]（p9）。阎若璩这种“于经亦有徵”的治经方法正是史学研究中的考 证法。至于徐乾学“于史有徵矣，于经亦有徵乎”的问语，也表达了他本人想用史学考 证方法来治经的心愿和企图。而阎若璩用“于经亦有徵”的治经方法研治《尚书》的大 作--《古文尚书疏证》，其学术价值与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更不待言。
    “经附于史”的过程明显地表现在晚清民国以来，学术界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 发现和重新解释上。尽管章氏提出“六经皆史”说时，有其个人“通史致用”的深意（ 注：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章实斋”章，商务印书馆1997年；余英时《论 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及浙东史学的学术背景。[23]（p716～725）但晚清 尤其是民国以来的学人在解读这一学说时，却并不作如是观，而是将六经视为历史，周 予同先生在1936年甚至明确主张“六经皆史料”之说，并号召“以治史的方法以治经” [23]（p622）。20世纪40年代，胡朴安先生就是受章氏此说的启发，撰写了《周易古史观 》，证明“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 周初文、武、成时代之史。”[25]（“自序一”，p7）他说：“六经皆史，章实斋尚是一 句空言，必如是实实在在证佐出来，与人共见，始得与人共信也。”[25]（p13）经学地 位急剧下降到这样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当然与戊戌维新以来的科举改革，清末新政中 科举制度的彻底废除等政治改革和“五·四”以来各种社会思潮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有关 。但考之中国学术发展的分野变化，也会发现经学地位渐趋下降，逐步成为史学附庸的 发展轨迹。钱穆先生曾考察过晚清道、咸以来经今文诸儒的治学方法，他说：“治经终 不能不通史”；“龚定庵、魏默深为先起大师，此两人亦既就史以论经矣。而康长素、 廖季平，其所持论益侵入历史范围。故旁通于史以治经，筚路蓝缕启山林者，其功绩正 当归之晚清今文诸师。”这正透露出晚清今文经师治经方法的变化，即“旁通于史”。 而他们判断经书及经书所载之事的真伪时，就考诸史书，把史作为判断和衡量的标准， 即“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26]（p6）。这正是经学在学术发展中附属于史， 成为史学附庸的表现。
    仔细考察经学成为史学附庸后经学研究范式的变化，就会发现不仅经学研究被纳入史 学研究的视野之下，经注研究范式也成为史注研究范式的附庸。钱穆先生于1930年发表 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可以说是史学研究视野下经学研究的代表作。而胡朴安先生的 《周易古史观》则完全是用注释的形式出现的，就其注释内容来看，其所遵循的研究范 式主要是史注研究范式而不是经注，这是经注研究范式成为史注研究范式附庸的显例。 不但如此，就连经学史的研究，也开始采用史注的研究范式。如周予同先生研究经学史 ，其成果就是用史注的形式注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并“通过注释，在实际上改变 了原著的取向，将它由经学著作变成了历史著作，变成了具有经今文学倾向的中世纪中 国经学史的著作”[23]（p3）。
    综观中国学术发展分野史，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当经史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其研 究范式也随着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时间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发生序列（即先后顺序）却 是相同的，即当经史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其研究范式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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