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前的史著撰述和史书注释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史学一度是以经学附庸的身份出现的。作为鲁国编年史的《春 秋》，位列五经之殿，自不待言。就是在汉代人的学术视野中，史学还是经学的一部分 ，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点可以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显地看出：“太史 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 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 子何敢让焉。”[3]（p3296）接着他引用董仲舒谈论孔子为什么作《春秋》的一段话，并 论述他自己关于《春秋》《易》《诗》《书》《礼》《乐》六经各经功能的看法，并含 蓄地指出，他这部《太史公书》（《史记》）是兼六经各经的功能而有之的，尤其是《春 秋》“拨乱世反之正”[3]（p3297～3300）的功能。因此在司马迁看来，他的这部《史记 》更多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协厥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通经 致用”的经学性著作，而不仅是“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著作。西汉成、哀时，刘向、歆 父子校理中秘藏书，并对当时的全国图书进行分类，在其编成的《别录》和《七略》中 便将《史记》、《国语》、《世本》等史书附于“六艺略”的“春秋”家[4]（《艺文志 》）。东汉班固修《汉书》，对这种分类方式加以承袭，未作太大更改。而他本人自叙 其作《汉书》意旨时，也透露出此书浓厚的经学色彩（意蕴）：“穷人理，该万方，纬六 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旁贯五经，上下治通”。[4]（p4271，4235）
    另外，据逯耀东先生研究，直到东汉中期许慎《说文解字》成书时，“史”的定义与 应用还保持着史的原始功能，偏重在文书方面，即手执书写工具会写字的人，史的独立 观念，即具有后世历史意识之“史”还没有形成。[1]（p32～36，51）这是史学不作为一 门独立学科，而以经学附庸身份出现和《汉书·艺文志》不立史部的根本原因所在，与 阮孝绪《七录》以来所认为的由于当时史著数量过少没有太大的关系。[1]（p31～32）
    清代学者钱大昭对经注与史注的区分，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注史与注经不同， 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 无益也。”[5]（p68）陈垣先生将其简括为“一注训诂典故，一注本事”[6]（p665）。执 钱、陈所论“注史”的特点以视裴注以前的史注，就会发现一个近乎矛盾的现象，即这 些史注大都以音义训诂为主，几乎全是“以明理为宗”的经注，而以“以达事为主”的 史注则较为罕见，如“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韦昭注《国语》，高诱注《战国 策》，徐广注《史记》，服虔、应劭、韦昭、晋灼、蔡谟注《汉书》等，但都不外音义 、名物、地理及典故的解释”[7]（p342）。考所以致此之由，就在于既然史学被视作经 学的一部分，史学研究和史书注释，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经学研究和经书注释，这 种经学研究视野下的史注研究，自然要遵循这些经注研究的各种规范，即以音义、训诂 、名物、地理及典故的解释为主，甚至在史学脱离经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后，史注仍难以 突破经注的研究范式。这一点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的一句话得到 印证，它说：“惟《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8]（p992）考其所著 录的《史记》、《汉书》的解释（即研究）著作，大都是音义注解，如《史记音义》（徐 野民撰），《史记音》（邹诞生撰），《汉书音义》（韦昭撰），《汉书音》（刘显撰），《 汉书音训》（服虔撰）等等[8]（p957），这些注释与汉儒注经训诂名物几乎相同，并且这 种史注还形成“家法”，并“相传”。这种注经范式视野下的注史，到唐初史家修《隋 书·经籍志》时还得到他们的称颂、赞赏，而对更适合史学本身发展的新的史注体-- 裴松之《三国志注》，则仅著录而未置一词。
    二史学的独立和史学研究范式的初步确立
    史学逐渐摆脱经学成为独立学科，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注：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 朝史学发展的几个特点》一文，周先生从目录分类及史官制度等方面加以论述。见周著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4～388页。）在目录分类上，这 一过程始于西晋荀勖《晋中经新簿》，他将著录的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 丙部有史记、旧事等，这样史学便从经学附庸地位摆脱出来，开始成为与经学并立的一 门学科。东晋李充作《晋元帝书目》，把《史记》等列入乙部，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基 本确立。（注：此后阮孝绪作《七录》将《纪传录》列为第二，仅次于《经典录》，见 《隋书·经籍志一》，并参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史部之形成”一节，商务印书 馆1956年，第7～11页。）到唐初史家修《隋书·经籍志》时，列经史子集四部，将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仅次于经学的地位真正确立，并固定下来。
    但是，这一过程异常地缓慢迂回。据逯耀东先生研究，史学脱离经学的附庸地位，始 于东汉末年。这时，司马迁的《太史公书》被称为《史记》，而史记原来是对太史记录 的普遍称呼，现在转变为对司马迁个人著作的尊称，这象征着史学打破经学的藩篱，迈 出了走向独立的第一步。同时也说明，这时史的观念已经超越了以往无组织、无系统、 单纯文字记载范畴的记录之史，具有了后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1]（p37～41，p25 5～256）
    魏晋之时，出现了“三史”之称，其含义与唐以后特指某三种史书不同，它泛指一般 的史学著作，与当时的五经或六经并称，若省略而言，就变成了“经史”。此后，“经 史”并称的现象非常普遍，它标志着经史对立观念的形成。说明史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 ，而且还上升到和经学一样，成为专家之学，具有了教授对象的地位。然而，此时的史 学虽然脱离了经学，却又与文学相结合，形成“文史”合称，这在两晋时已很普遍。不 过，这时“文史”的含义与两汉时偏重于实际的文书工作不同，它不仅包含了文学和史 学，还成为一般学术的代名词，即“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南史 》卷五九《王僧孺传》“史臣论曰”）[1]（p41～48，p256～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