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经济问题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关于苏联经济问题对苏联剧变到底有多大多深影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主要 有这样几种观点：
    第一种，从经济总体方面来分析，认为苏联经济没搞好是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如李 靖宇通过苏联经济发展、经济体制、经济军事化及地方经济与中央经济的矛盾等方面分 析论证，指出：
    1、苏共作为执政党，并没有坚决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斯大林时代抓阶级 斗争，从50年代到80年代，使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斗争搅和在一起，最终使国民经济滑 向全面崩溃的边缘。从而使苏联社会主义内部衍生和滋长自我否定因素。
    2、苏联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先是受教条主义束缚，固守 高度中央集权模式，后又犯主观主义，从而受到客观经济规律无情惩罚，造成国民经济 结构严重不合理，商品奇缺，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这种脆弱的经济局面下，一有 风吹草动，就容易酿成政治性灾难。
    3、苏联始终没有解决好共和国之间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从而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 的恶性膨胀。
    4、苏联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一步步走上赶超军事大国的道路，对外实行扩张主义，经 济建设重点放在军事工业之上，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科技落后。最终成为西方人讥笑 的“军事上发达国家，经济上发展中国家”，从而和资本主义竞争中，节节败退。
    由此认为经济问题没抓好是苏联剧变的终极原因。[11]
    第二种，从经济具体方面分析各种经济因素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1、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弊端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如王金存指出“由于经济体 制老化”，苏联经济陷入深刻危机，而经济危机造成严重社会政治后果，损害了苏维埃 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形象，为西方和平演变提供了条件，为戈尔巴乔夫推行反马列主 义路线提供了温床，这无疑是苏联社会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12]姜琦也认为苏联由于 经济体制问题和国民经济军事化问题使经济没搞好是“苏东剧变”诸多因素中最核心的 “两条因素之一”。[13]余培源认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苏联社会主义优越性 难以显示，“无法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的要求，这是深层次的经济原因”。[14]邢广程 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各地区之间缺乏生动的有机的经济联系，从而使政治联系 过度发挥了作用，政治联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磨损，最终形成瓦解。所以“苏联 政治的超强化和苏联经济的‘硬化’是导致苏联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15]另外，周 尚文、刘玉芬等也持相似观点。[16][17]
    2、认为农业问题没有搞好，是苏联剧变重要因素之一。詹真荣认为“在苏共执政的74 年里，在处理农业和农民问题上，出现一系列失误，挫伤和束缚了人的生产积极性，造 成了农业落后，致使农民问题成为苏共剧变与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18]秦永立 则从大规模、全盘集体化危害角度得出了结论是：农业大规模全盘化使苏联农业发展元 气大伤，造成了苏共与农民之间的大分裂，埋下了苏联解体的远因。[19]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苏联剧变中经济因素只是一个明显的一般性的浅层原因。这种观 点以李振城为代表，认为“苏联经济没搞好，主要是在1988-1991年这短短几年期间内 严重滑坡，急剧变化了。究其原因，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问世并付诸实施，严 重泛滥所造成的”。所以，在苏联解体中“经济因素只是一个明显的一般性的浅层原因 。[1]（p.23）
    三、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关系
    第一种观点，大多数学者认为长期以来苏联民族问题没处理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层 次原因之一。如高放和刘玉芬等认为：长期以来，苏联大俄罗斯主义严重，在经济、学 校、文化、语言等问题上歧视少数民族，导致地方出现民族分离主义。[20][17]而穆立 立和陈本红都认为苏联领导人在民族问题的理论上、政策上犯的一系列错误，激化了民 族矛盾，留下了隐患，控制他们的苏共力量一旦削弱，各种隐患如火山一样爆发而难以 收拾。因此，苏联民族问题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21][22]
    第二种观点认为，改革前民族问题不是苏解体的主要原因。如李振城认为：改革前民 族问题确实很尖锐，但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并不是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事实 上，当时有利于巩固苏联的积极因素远远超过导致苏联解体的消极因素。所以说民族问 题不是苏联解体主要原因，而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错误。[1]（p.31）喻权 域则从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结构、受教育程度和医疗服务水平分析，认为苏联不存在严 重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所以说苏联解体主要原因不是改革前的民族问题，而是“苏 共放弃了社会主义旗帜，人为地挑起了民族矛盾”。[23]
    第三种观点：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与戈尔巴乔夫改革方法的不当使民族问题成为毁灭 联盟的火药桶。郑异凡指出“苏联确实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改革一方面暴露和 揭示出存在的民族问题，另一方面也给那些怀有独立倾向的国家以机会，给那些觊觎最 高权力的人以借口”。[5]张盛发也指出“国内隐藏的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在公开性条 件下犹如一股巨大压力得到释放，导致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紧张，并最后成为 毁灭联盟的火药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