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反犹政党
    如前所述，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犹太人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犹太中产 阶级已经崛起并不断进入德国主流社会，而且是其中收入水平、都市化程度和文化层次 较高的部分。这导致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同化，但同化远不是治愈反犹主义的良药，反 而是犹太人问题的一部分。德国有句谚语：股市下跌，反犹主义上升。反犹主义在1873 年市场萧条时迅速升温，1895年后随着新一轮的繁荣的到来而降温，直到纳粹反犹运动 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兴起，这说明德国经济周期性的盛衰和反犹运动有某种联系。
    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在多数城镇中构成人口主体的中产阶级 下层所处的地位，受到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工业和商业的集中过程中建立了越来越 大的企业，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兴起和他们大声疾呼要平等，要政治权利。”[4]德 国中下层还感到新兴民族和东欧移民的威胁。在这个竞争加剧的社会，虽然犹太人新近 才获得解放并走上同化之路，但许多德国人认为犹太人已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对犹太人 社会地位迅速上升的强烈反应为德国现代反犹运动奠定了社会基础。
    德国中产阶级可以分为传统的中产阶级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前者包括小商人、手工业 者和小农，后者包括商店、银行职员等白领工人及公职人员。传统的中产阶级深受经济 和社会变革的冲击，丧失了行会特权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安全满足感，他们更对犹太人的 迅速崛起忌恨交加。小商小贩竞争不过犹太人创办的百货商店，因为后者采用的新式商 业技术适应了大众消费的时代潮流。在封建落后的农村，传统农民无法理解并适应商品 经济的要求。在19世纪末长期的农业萧条中，大批中小农户破产并流离失所，而犹太人 作为谷物、牲畜商人和放债人自然成为满怀偏见的农民进攻的目标。
    同时，在工业化过程中机构的领导和管理日益复杂，职员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在1 9世纪90年代，实际上，人数增长最快的团体是在私人机构和国家所需大量新的官僚机 构中的小零售商、销售人员、银行职员、教育公务员和办事员。德语中称他们为‘中间 等级’（Mittelstand），意指体面的半自由的职业地位和保守的观点。”[5]（P106）他们 和工人一样是经济上不独立的被雇佣者，可是他们从不把自己看做无产者。他们崇拜贵 族和官僚的价值观，力图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成为预备役军官来提高自身地位。他们尤 其害怕在大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被撕碎，而犹太资本在商业和银行领域的集中、犹太人 的自由职业上的有力竞争及其政治上的中左派倾向，都激起了他们的恐惧和仇恨。
    1873年在柏林，由于滥设公司、疯狂投机而导致的金融崩溃和接踵而至的经济萧条使 成千上万的中产市民濒于破产，他们很容易把责任推到那些参与投机并起了重要作用的 犹太人身上。1876年，反犹团体的组织者、记者奥托·格拉高创造了一句名言：“今天 的社会问题本质上是犹太人问题。对我们的经济问题的其他解释都是骗人的掩饰。”[5 ]（P85）他在流行的资产阶级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反犹文章，称犹太人的社会作用就是非 生产性的寄生作用。
    第一本声称犹太人“反社会的”特性是由其血统决定的通俗读物，是汉堡记者威廉· 马尔的《犹太人对日耳曼人的胜利》，该书在1879年反犹骚乱中出版，一年内重印了12 版。他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一词，并用以强调犹太人和“ 雅利安人”的对立不是基于宗教、职业或利益，而在于显然是科学的、不可改变的种族 因素。1879年他创建了“反犹太人同盟”，号召读者抵制犹太企业。他说这是个“种族 问题”，因为“差别就在于‘血统’……”；他主张用“严格的立法手段”制止“犹太 主义进一步取代日耳曼主义”。[6]
    一些保守的政客发现，反犹主义是赢得那些因经济和社会变革而丧失地位的人支持的 有效策略。普鲁士宫廷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在柏林第一个组织了反犹政党。1878年他建 立了基督教社会工人党，企图战胜社会民主党，他发现反犹主义对中产阶级下层极具号 召力。1879年他竞选普鲁士议员，在演讲中用格拉高的话开场：“社会问题是犹太人问 题。”1881年他在竞选传单中称：“我曾着重指出必须用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健康的 社会改革来消除社会革命……我不要非德意志的、非基督教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要 与犹太人称霸的现象作斗争。”[7]同年该党改名为基督教社会党，他入选国会后与保 守党长期保持密切联系。
    施特克的反犹论调在学术界引起了共鸣。在1879年反犹骚乱中，柏林大学教授、民主 自由党人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在著名的保守派刊物《普鲁士年鉴》上发表了一系列 反犹文章。他说尽管犹太人少，但他们不断从波兰涌入，对德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他尤 其痛恨犹太人在推动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社会民主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坚信基督教信 仰对德国民族主义是必要的，要求禁止波兰犹太人移入，限制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18 86年他成为普鲁士宫廷史官，“他给这个至今好像还不大好听的、粗俗的街头运动增添 了学术上的合法性和体面的色彩”[8]。他深深影响了一代德国人，大批学生去听他的 讲座，资产阶级家庭必备他的《十九世纪德意志史》，该书宣扬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和强 权国家观念。
    1881年，世俗反犹主义的主要发言人、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发表了《作为种族习 俗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一书，提出“犹太型”不仅对日耳曼民族构成文化威胁， 更重要的是构成生物威胁，因为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得以进入以前对他们关闭的圈子； 从政府机关、企业和金融界把犹太这一“无比低劣的种族”赶出去是一个有关“种族荣 誉”的问题。
    这些反犹宣传很快就引起了社会反响。1881年4月，一份由种族主义分子伯恩哈特·弗 斯特发起，有22.5万人签名的“反犹太人请愿书”呈交俾斯麦，要求政府禁止犹太移民 入境并颁布反犹措施。同年在波美拉尼亚发生反犹骚乱，地方官认为这是犹太人放债和 削价售货引起的，总之是犹太人竞争惹的麻烦。1882年在德累斯顿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反 犹太人大会，通过了抵制犹太商人和专业人员的口号。
    1885年，马堡大学图书馆、民粹派分子奥托·伯克尔发表的《犹太人--我们的时代 之王》一书很畅销。他声称犹太人是农业之敌，他们的投机活动把地价炒到甚至富农也 买不起的程度，而且犹太人的行为是种族堕落的结果。他组建民粹党，领导了最重要的 乡村反犹运动，建立自己的生产合作社、牲畜市场和信贷机构以抵制犹太商人，要求政 府取消对犹太人的解放。1887年他当选马堡议员，1890年他和黑森地区另外四名反犹分 子入选国会。
    当数千犹太人从沙俄的屠刀下逃入萨克森时，这些穷困潦倒而且语言服饰、风俗习惯 与众不同的犹太移民激起了德国人本能的恐惧。1890年，政客赫尔曼·阿尔瓦特发表了 《雅利安民族与犹太人最后的斗争》一书，大肆诽谤谩骂犹太人。1892年他入选国会， 1895年他在国会演讲中称：“从长远观点看，他们的种族无法与日耳曼人协调起来，而 且每个犹太人即使此刻未做坏事，一旦气候适宜，他们就会毫无疑问地这么做，因为这 为他们的种族性使然……犹太人……就像寄生虫一样无恶不作……犹太人都是霍乱病毒 ……我们必须净化自己，和他们分开并把他们赶出德国。”[9]
    在国会中反犹代表并不是孤立分子，而是权威的保守党的盟友。19世纪末，代表普鲁 士地主阶级利益的保守党面对自由民主力量的挑战也采用了反犹策略。1892年11月，保 守党在提沃里纲领中公开宣称：“我们反对犹太人在我们国家生活中日益增长的破坏性 影响。”[10]该党机关报《十字报》历来仇视“犹太人及其自由主义”。施特克派分子 H.V.格拉赫后来写道，反犹主义“成为保守党纲领的一部分以后，在提高威信方面取得 了它所能希望的最大收获。以前，反犹主义只是由形形色色的小党派代表；如今它成了 最大政党之一的真正特征，这个党最接近国王，据有国家中最重要的职位。反犹主义已 接近于为社会尊崇的最高层所接受”[11]。
    一战前，政治领域中反犹运动最大的一次成功即选举上的胜利是在1893年，当时一些 较小的反犹政党大约获得了26.4万张选票，约占总数的3%，在国会占有16席。[12]但是 保守的和激进的反犹分子之间产生了内讧，伯克尔和阿尔瓦特等激进分子在波美拉尼亚 发动“反对容克和犹太人”的运动，从保守党手中夺取选票，因而受到当权派的压制； 甚至施特克的社会改革计划也触怒了保守派，土地利益集团害怕其社会改革倾向会侵犯 容克地产。1895年后随着新一轮经济繁荣的到来，四分五裂的反犹政党日趋衰落，但其 他形式的反犹组织纷纷登场并不断发展壮大，对德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