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反犹主义社团组织
    “在威廉帝国，政党和议会的性质已开始发生变化。除政党外形成了一个‘社会力量 第二体系’。”[13]这些议会外的利益集团通过提供竞选资金和选民，不仅对各政党和 官僚政治有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意识形态延续到战后，它们的一些领袖和成员 继续活跃，把战前和战后世界连贯起来。“这些院外组织和利益集团充斥着反自由主义 、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其影响比那些随着整个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剧变而起伏的短 命政党大得多。”[14]纳粹党正是从德国大学生协会、德国全国店员同盟、泛德意志协 会等反犹组织中吸收了最初一批党员和基本思想的。
    德意志第二帝国最重要的反犹组织之一是德国大学生协会。“反犹主义开头是因经济 原因激发的，憎恶犹太人的资本主义、犹太人的报刊和犹太人的自由主义宣传等造成的 影响……而且这很快就发展成为种族的反犹主义。”[15]（P32）1881年柏林大学超过一 半的非犹太学生在“反犹太人请愿书”上签名，同年，德国大学生协会成立，它很快发 展成为反犹运动最主要的代言人。他们崇拜的偶像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史学家特赖奇克， 而他们的名言是“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他们在学校抵制犹太学者，殴打犹太学生并 禁止他们加入学生社团。1896年，德国大学生协会代表大会宣称：“大学生协会是建立 在德意志人的基础上的……不应该把帝国的犹太公民看作德国人。”[15]（P29）该组织 有力地煽起了大学生的民族狂热，而他们这代人必然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社会起到重要 作用。
    他们当中流行的是拉加德、朗本、张伯伦等反犹分子的作品。东方学家保罗·德·拉 加德通过对《圣经》的考据支持所谓犹太人有寄生性的说法。1886年他发表的《日耳曼 文集》对后代产生强烈影响，他说犹太人是欧洲国家的异己分子，因而是腐败的带菌者 ，他还精心设计了德国对外扩张的战略计划。
    文艺评论家尤利乌斯·郎本鼓吹根除现代社会，回归日耳曼原始主义，把现代社会等 同于犹太社会。1890年他出版了《教育家伦勃朗》一书，认为犹太人代表了政治和经济 变革、民主政治、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他早在纽伦堡法之前近半个世纪就主张把查清 人口世系作为授予德国国籍的条件。
    1899年德籍英裔作家H.S.张伯伦出版的《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很快就成为种族主义 反犹分子的“圣经”。他用纯粹的种族主义观点解释历史，认为犹太民族的传统风俗及 其在地理上和社会上的机动性证明，天生优秀的雅利安人和寄生的东方闪族人的冲突是 历史的核心。
    最有影响的中产阶级反犹分子是莱比锡工程师特奥多尔·弗里奇。19世纪80年代末他 出版的《反犹主义通信集》、1893年的《犹太人问题手册》和1896年的《反犹太人问答 》都是畅销书。从1902年起他出版了《铁锤》刊物，极力鼓吹种族纯洁，1912年莱比锡 会议上组成了铁锤同盟和德意志骑士团，其成员必须保证属于纯粹的“雅利安血统”。 正是这些团体率先采用万字作为雅利安太阳轮的象征，万后来成为纳粹党的标志。铁锤 出版社还从俄国引进了《犹太长老会谈记录》一书，妄称犹太人企图通过政治经济等手 段颠覆基督教文明并控制全球，该书对纳粹产生了强烈影响。弗里奇晚年成为纳粹党国 会议员。
    德国中产阶级反犹组织的代表之一是成立于1894年的德国全国店员同盟。当犹太人在 商业和自由职业中迅速上升时，雅利安种族优越论使德国中产阶级得以维持自尊和体面 ，通过加入所谓的爱国团体和民族主义组织，这一优越感得以增强。“共同的反犹主义 产生共同的身份意识；无论犹太人爬得再高，他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德国人。”[16]该 组织禁止犹太人加入，在自己的书店中突出展示马尔、弗里奇、张伯伦等反犹分子作品 ，在选举中经常支持反犹派候选人。1905年该组织主席威廉·沙克入选国会，他与保守 党及反犹代表密切合作。
    德国全国店员同盟和铁锤同盟又是另一个更大的民族主义宣传组织泛德意志协会的成 员。“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新形式的战斗民族主义，将旧形式的战斗民族主义和反犹 太主义以及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传播的新的种族理论结合在一起。泛德意志协会 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1]（P421）它成立于1891年，1904年前的领导人是莱比锡 大学教授、帝国议员恩斯特·哈塞；1904年后是特莱奇克的学生海因里希·克拉斯，19 12年他出版了《假如我是皇帝》一书，提出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和权利并把他们驱逐出境 。该组织有两大计划：联合所有的德意志人建立泛德意志国家，由这个扩大的德国统治 世界。根据种族理论，德意志人并不等于德意志民族，它包括一切有德意志血统的人， 而犹太人和其他“劣等”民族不在此列。它的机关报《泛德意志报》通常把社民党称作 非德意志的“分化瓦解因素”（这是犹太人的一大绰号）的傀儡。一些大报如《每日展望 》、《德意志报》都遵循泛德意志“路线”。
    四、结语
    可以说，“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是军人和官僚的普鲁士国家与通过贸易和工业而强大 起来的自由资产阶级上层相结合的产物。”[17]德国统一是由普鲁士容克阶级通过自上 而下的王朝战争实现的，这个后起的民族国家同时面临迅速工业化和阶级斗争的巨大压 力。民族国家建立的特殊时机和方式既加强了普鲁士保守派对德国的统治，又导致一种 富于侵略性和战斗性的日尔曼民族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德国社会的各 种矛盾不断激化，日尔曼民族主义日益被统治阶级利用，以便转移群众斗争的矛头，从 而维护其统治。正如约翰·海厄姆所言：“……每个危机时期都强烈地显示出民族主义 ，而正是民族主义的这种盲目的凝聚力，把对内的不满引导至鼓动反对外来的影响。结 果，在现代的世界里，反犹主义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成为各次运动的一个必要的组成 部分。”[18]
    现代反犹主义不同以往的是反对犹太人在宪法上的平等地位、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思 想的兴起以及反犹政党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在这个世俗化的实证主义时代，种族理论对 许多人来说有种客观中立的性质，比过时的基督教神学更有说服力。同时，新旧反犹主 义之间有很强的连贯性，种族反犹主义只能在基督教反犹传统根深蒂固的社会中蔓延。 种族观念又有某种决定性，它意味着犹太人的消极性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不应对同化或 改宗抱有幻想，“由血统导致的问题只能由血统解决”，这预示着犹太人问题的“最后 解决”只能是种族灭绝。
    反犹主义缘起于社会各阶层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犹太人的恐惧心理。一些保守的或 激进的政客意识到反犹主义对群众的强烈吸引力，因此把它当做一种方便的工具在普选 中加以利用。那些反犹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人往往是一些体面的知识分子，常常是有产业 的人，“然而他们的确认识和利用了中产阶级下层，那些因经济变革和资本主义集中化 而成为牺牲品的人物对现实的不满，而且他们深深打动了一部分青年大学生，这些人注 定要在战后年代领导他们的国家。”[4]（P44）权威的保守党面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力 量的挑战也采用了反犹的策略。把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犹太人问题，这 使所有害怕时代变革的人得以解脱，犹太人因而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必要的替罪羊。
    虽然这一时期的反犹运动未能促使国家通过反犹法律，但是祸根已经深深埋入德国社 会中了。通过议会选举和辩论，通过学校教育和舆论宣传，通过一系列反犹活动有效地 丑化和孤立了犹太人，反犹思想深入人心。可以说没有这一历史基础，后来纳粹就不可 能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并得以顺利实施屠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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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Robert Wistrich.Antisemitism,London,Themes Methuen,1991:P59.
    [15]F.L.卡尔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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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大卫·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