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范围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张家璠、黄宝权认为：“历史文献学是以历史文献本身，作为自己研究的主体的。”[18]（P7）邓瑞全认为：“传统文献学，又称历史文献学或古典文献学，其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的文献遗存。”[19]曾贻芬、崔文印则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13]（P2）王余光也说：“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专科文献学，它是以历史文献整理的各个方面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的。”[15]（P20）这些见解虽各有道理，但都失之片面。历史文献学首先要研究历史文献本身，包括各类历史文献的体裁、体例、内容、特点、价值，也包括历史文献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其次，历史文献学还要研究各种历史文献工作及其发展变化过程，包括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保护和利用等等。一句话，历史文献学是一门以历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之学。
    谈到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任务，有些学者作了很好的论述。如张舜徽先生认为：“研究历史文献的任务，主要是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使之不走弯路错路，这便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职责。”[20]（P8-9）曾贻芬、崔文印则认为：“历史文献不仅会与后世产生语言障碍和文字隔阂，而且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还会产生散佚、文字讹误、衍脱，以及伪滥等情况，历史文献学就是通过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来解决这些问题，使历史文献得以按着自己固有的面貌，或者比较接近自己固有的面貌流传下去。”[13]（P2）张家璠、黄宝权把历史文献学的任务提得较高，认为“其主要任务，就在于揭示历史文献运动的规律，指导人们研究、整理与利用历史文献”。[18]（P7）将上述意见加以归纳和补充，笔者认为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通过校勘、辨伪、考证和辑佚等方法，力求恢复历史文献的原本性、完整性与真实性；其二，通过分析、归纳和比较，揭示历史文献的内容、特点、价值及发展规律；其三，通过标点、注释、翻译，编纂目录、索引等，使历史文献便于学者利用和社会普及；其四，历史文献不仅仅是史料，也是前人观察、认识历史与人生的学术成果，甚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思想文化成就的重要的物质载体。白寿彝认为：“古籍著作，其中优秀的部分，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结晶。我们的民族为什么能这样悠久，为什么能有这样连绵不断的历史，而且为什么能跟别的民族和国家不同，这都需要在我们古代典籍里找答案，这才能对祖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21]（P68）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文献学还肩负着挖掘和传承民族优秀学术文化遗产的重任。
    历史文献研究的对象与任务决定了它研究的内容范围。早在1982年，白寿彝先生在《再谈历史文献学》一文中就曾提出：“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并且对四个部分的主要内容都一一作了说明，这是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最系统全面也最具有理论深度的论述。按照笔者的理解，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1.历史文献的定义、类别、特点、价值与局限；2.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任务、范围、意义以及学科的结构体系、性质、特点等；3.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4.历史文献学的相关学科。
    （二）中国历史文献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主要包括：1.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2.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可以研究个体文献的内容、形式、特点与价值，也可以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3.中国历史文献产生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各个时期历史文献的特点等。
    （三）整理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方法。既包括传统的经验和方法，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考证、辑佚、传注等，也包括20世纪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陈垣等人探讨和总结出的新的研究方法，如“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以及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方法等等。
    （四）中国历史文献学史。把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进行建设虽然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但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起源很早，并且早已成为专门的学问，因此该学科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应注意点线结合，纵横交错。“点”指历代历史文献学家和文献学论著，“线”指历史文献学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各个发展阶段呈现出的突出特点。在此基础上，还要注重考察各历史时期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与当时的政治和学术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中国历史文献学发展变化的原因、规律以及历史文献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作用。
    三、历史文献学的性质和特点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性质，学术界虽然很少展开讨论，但实际上学者们的看法却很不一致，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意见：（1）历史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张舜徽先生一向把历史文献学的领域“推廓得很广阔”，他说：“从前梁启超谈到文献学时，便认为广义的历史学即文献学。这见解是很卓越的。将文献学的领域推廓得很广阔，明确了它的内含，极其丰富。举凡抒情（文）、纪实（史）、说理（哲）等方面的古代写作、资料，都应归纳进去。”[11]黄永年先生也反对让历史文献学只管“史”的分法，认为“既是文史哲兼备，而且还兼备版本目录等非文非史非哲的东西，从道理上讲从属于‘中国语言文学’或‘历史学’似乎都不甚适宜”。[12]（2）历史文献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白寿彝先生在谈历史文献学的理论问题时，认为首先要探讨历史与历史文献以及历史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并强调“历史文献研究是史学工作中必不可缺的但也只是史学的一部分”。[4]显然，就学科性质而言，白先生把历史文献学纳入了历史学的范畴。谢玉杰、王继光讲得更明确，认为“历史文献学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学科，它统属于历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16]（P12）（3）历史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王余光认为：“历史文献学是一门专科文献学，它的研究范围同文献学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15]（P18）又说“历史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但其自身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22]张家璠、黄宝权也认为“历史文献是文献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应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中国文献学的一门分支学科”。[18]（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