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历史文献学当前的任务和发展趋势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提出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问题以来，历史文献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存在着许多不足。进入新的世纪，历史文献学又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由此也规定着或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向。
    首先，要加强历史文献学学科理论建设，提高研究人员的理论素养。一般说来，一门学科的形成并走向成熟，不仅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而且要有清晰的科学概念、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完整的理论体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就指出：“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学，就必须提倡理论问题的研究”。[28]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就不断强调要“加强学科的理论建设”。[29]（P106、144）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我们在学科理论建设上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起来看仍“重视不够，进展缓慢”，[30]（P506）“其理论形态远不如实践形态发展得充分”。[31]直到最近，学者们仍在感叹：“严格地说，到目前为止，文献学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得到大家认同的学科体系，无论是学科本身的性质、任务、内容和方法，还是它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都未能取得相对统一的意见。尤其是文献学的理论研究，更是薄弱环节。从现已出版的文献学著作来看，这方面较少涉及，即使涉及了也没有充分讨论。”[32]（P25）这种状况不仅影响着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形象和学术地位，而且使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从而制约着整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历史文献学学科理论建设滞后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自古以来我国的文献学家就有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总是把研究整理历史文献视作具体的技术性的学术工作，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要改变目前历史文献学理论研究落后的局面，首先要改变历史文献工作者轻理论重实践的认识和习惯，坚持两者并重，提高其理论兴趣和理论素养，积极从事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把学科理论建设落在实处。
    其次，面向社会，贴近现实，突出学科的时代特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高振铎先生就曾批评当时的古籍整理“缺乏时代感”，强调“要贴近现实，参与现实，使研究富有时代感”。[33]最近，仍有学者批评“文献学学科研究与社会实际生活严重脱节，很多经济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古代文献等待我们去研究”。[34]这说明在历史文献学界，无论是研究旨趣还是研究内容，一直有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存在。历史文献学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动力，不仅在于它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它社会作用的发挥。为此，我们要特别强调历史文献工作者的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要把握时代的脉搏，了解社会的需要，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富有时代气息，最大限度地贴近现实，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实，在80年代，整个文献学界一方面对各种古文献进行抢救性发掘整理，一方面通过选编、今注、今译从事文献的普及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天的历史文献学更应该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为社会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传承做出更大的贡献。另外，历史文献虽然是静态的、客观的，但人们认识文献的能力以及文献价值的评判标准都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文献学是有时代性的。任何一个时代，人们不仅要整理研究新文献，而且要重新认识旧文献。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历史文献工作者，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更新知识、观念，用新的视角、方法和价值尺度，去重新审视、解读、阐释历史文献，使历史文献研究更具有时代特点和科学价值。
    其三，加强学科内部联系，促进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结合、传世文献研究与出土文献研究的结合。由于历史文献范围广泛、种类繁多，加上研究队伍庞杂，所以形成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它们之间往往各守各的疆域，彼此之间缺乏联系，致使整个历史文献学显得有些散乱。为了加强历史文献学学科内部的联系，从大处着眼，要特别注意两方面的结合。第一，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结合。整理与研究本来是历史文献工作中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环节和两个方面。所谓“整理”，主要指校勘、辑佚、标点、注释、今译等等。所谓“研究”，主要指关于作者和文献思想内容的考辨、分析、评价等等。显然，两者各有分工，侧重点不同。但两者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首先整理与研究的区别是相对的，整理中往往包含着研究。比如校勘，如果对作者及作品的思想内容素无研究，只对大量而繁杂的异文加以罗列，机械对比，而不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判断，要想写出精审的校勘著作是不可能的。其次，整理是研究的基础，研究是整理的深化和开拓，两者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目前，有的人重研究而轻整理，也有的人只满足于文献的整理，似乎“研究”是别人的事情，这两种看法都是不适当的。第二，出土文献研究与传世文献研究的结合。传世文献是指产生之后流传至今的文献，出土文献则是指通过考古发掘或文物调查等方式新发现的文献。近几十年来，由于有大量战国和秦汉时期的简帛出土，简帛文献研究兴盛一时，这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一些古籍的原貌和古籍的形成及流传过程，而且也使一些聚讼纷纭的学术问题得到了解决，或者为解决一些历史上悬而未解的疑难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思路。按道理讲，简帛文献的出土应该引起历史文献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将这些文献的研究与相关传世文献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推动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但事实则不然。裘锡圭先生说：“考古资料在传世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中的作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有助于研究古籍的时代和源流；二、有助于校正、解读古籍。”“但是在近年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字典、词典的编纂工作中，考古资料却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前人在利用考古资料整理研究传世古籍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往往受到忽视。这是很不正常的。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很快改变”。[35]（P463，P472）
    其四，迎接现代科学技术的挑战，实现历史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电子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特别是计算机信息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着一系列重大变化：1.历史文献的载体和传抄形式的变化。已往的历史文献其载体形式主要有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帛文献和纸质文献，计算机信息技术使文献有了全新的载体：磁盘、光盘和Internet等，传抄方式也由书写印刷转向电子拷贝。2.整理和研究方式、方法的变化。已往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包括底本复制和资料检索、摘录、排比等，主要靠手抄笔录的手工劳动，现在显示器代替了书本，键盘和鼠标代替了纸与笔，信息资料的检索和加工越来越趋向智能化、自动化。有人甚至预测，随着古籍整理专家系统的研究问世，将会出现不同古籍版本的自动校勘、自动断句标点和自动注释翻译等等。3.观念的变化。如电子文献的出现使“版本”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校勘”也不再是传统的“两人对校”或“一人校其上下”。过去考订史料出处或旁征博引例证常常是学问高深的标志，而今电子版巨型历史文献的全文检索系统使文献学家在一定范围内“竭泽而渔”地搜集有关研究资料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面对上述变化，文献学界反映不一。有的为之欣喜，乐于接受；有的则疑虑重重，加以排拒。笔者认为，将计算机信息技术引入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目前尚处于摸索阶段，还有许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不可盲目乐观。但是，历史文献的电子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我们应当与时俱进，迎接挑战，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把历史文献学推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