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曾经说过，他成为历史学家主要是由于他母亲的缘故，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位历史学家。汤因比毕业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在大学时期他接受的几乎全部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的教育，他曾经用12年时间学习希腊文，用15年时间学习拉丁文。在汤因比看来，希腊古典作品的教育对一位想成为历史学家的人来说是一种“无价之宝”。正因为如此，每当他进行历史研究时，总是把他所研究的领域与希腊罗马和西方基督教文明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产生了他的比较历史研究法。
    汤因比著作宏富，而代表其基本观点的主要是他的12卷巨著《历史研究》（从1934年出版第1-3卷到1961年第12卷出齐，前后共用了27年），在这套巨著中提出了他的历史哲学。他试图描绘出一幅人类历史的总的图式。在汤因比看来，历史研究中可以理解的最小的研究单位是“文明”或“社会”，而不是“民族”或“国家”。因为单纯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不可能了解它的历史全貌；人类历史从哲学的意义上讲都是“平行的”、“同时代的”、“等价的”。他把人类6000年的历史分成21个文明，而每一个文明都有其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灭亡。文明的生长和衰落的原因是“挑战和应战”；文明衰落的标志是“统一国家”的诞生，汤因比反对“西欧中心论”；他批判了“种族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他也反对斯宾格勒的宿命论。
    半个多世纪以来，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在中国也曾有过影响，但是中国学者研究汤因比有关中国历史的文章和著作却不多见，甚至对他的思想还有许多误解。笔者期望本文对全面认识汤因比有所帮助。
    汤因比虽然不懂中文，但是他极力想了解和研究中国。灿烂的、绚丽多彩的、古老的中华文化对他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他尽力搜集、研读有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各种事务的著作与报导的西文译作。仅在《历史研究》的参考书目中所列举的有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方面的著作就有48种之多。汤因比在1925-1929年间发表过多篇有关中国局势的专论。1929年他在去日本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的途中曾在中国几个城市--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作过短暂的逗留。他回国后，于1931年出版了《中国之行》一书。他亲眼目睹了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黄河下游流域。1967年他又偕夫人自东京到过中国的台湾，参观过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珍藏。
    1968年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曾问汤因比，“您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汤因比回答说：他希望出生在“公元一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可见汤因比对中国的向往和感情之深。
    一、创造以“中国模式”和“希腊模式”为基础的通用模式
    汤因比极其推崇中国文化，他一反西方学者的“西欧中心论”的宗旨，而把“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并称，他认为这两种模式乃是理解一切人类文明的关键。在汤因比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应该把希腊的和中国的这两种模式的重要特征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用以解释其他文明的历史。因为希腊的模式符合各大文明的早期阶段，而中国的模式则符合各大文明的后期阶段。把这两个模式的前后期阶段结合起来，就能创立一个通用的标准模式。而这个新的模式显然可以显示出某些文明的社会通则，它可以圆满地解释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汤因比认为，希腊-中国模式的复合模式符合大多数文明社会的历史发展。人类社会在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中，其中最基本的节奏就是“阴阳交替”。汤因比说：
    “挑战和应战、退隐和复出、动乱和集合、亲体子体以及分裂和再生。基本节奏就是阴阳交替的拍子。……这个永远旋转的车轮并不仅仅是一种循环重复，如果每一次旋转都使这个车轮朝着目的地走近一步，如果每一次重生表示一些新东西的产生而不是复制一些过去已经生活过而又死了的东西，那么轮回就不是在地狱的车轮上永施苛刑的可怕手段了。在这个表演里，阴和阳拍出的音乐是创造的诗歌，我们不要想入非非，以为我们弄错了；因为如果我们听清楚，我们就能领会出创造的音调和毁灭的音调在交替着。这个二重奏非但不是可怕的虚假的曲调，反而是真实生活的佐证。如果我们认真地听，我们就可发觉当这两个音调相遇时，它们不是嘈杂而是和谐。”（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