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也是在黄河流域遇到了挑战。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蓝，但是为什么中华民族的文明产生于黄河而不是长江流域（近年来考古发现长江中下游也是中华民族的诞生地，这有待于专家们研究），也不是在雅鲁藏布江流域，更不是在戈壁滩，其原因何在？在汤因比看来，主要是人类在黄河流域遇到了其它地方所没有的挑战。“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黄河下游）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严重得多”。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源之地，除了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气候的灾难似乎更严重得多，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遇到了一种挑战，而其他人没有遇到的缘故。“我们所能肯定的仅有这么一点，就是在黄河岸上居住的古代中国文明的祖先们，没有象那些居住在南方的人们那样享有一种安逸而易于为生的环境”。南方的居民，“例如在长江流域的居民，他们没有创造文明，他们为生活而斗争的苦难性也的确比不上黄河流域的人。”（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第93页。）黄河流域之所以产生中国的文明，据汤因比的论点，是由于这里的居民遇到了挑战，而他们也成功地应了战，不但继续生活下来，而且在应战中，就诞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中华民族文明的诞生，是汤因比文明理论运用“阴阳学说”的又一个主要的例证。
    在汤因比看来，安逸的生活环境对人不构成挑战，只有那多灾多难的地方，才会激励人们去创造。挑战的激烈可激发高度创造性的应战，当然激烈的程度是有限度的，过了这个极限，不但创造不了文明，反而会毁灭文明。
    四、汤因比与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
    “道”是老子所创造的。汤因比认为老子具有一种“奇妙的智慧”。在当时的中国人中间，所谓“一”这个字（意即统一、纯一等）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情调，它同样表现于政治理论和道家的形而上学中。汤因比称中国古代寻求统一的思想是博大精深之“道”，它用以作为行动的准则。同时他认为现代西方矫情任性隔绝人类的习气是一种例外甚至是病态。他还指出，可以预料，人类的实际统一和整个宇宙的理想的或观念的统一将通过一种精神努力而同时实现。（注：参阅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第320-321页。）
    汤因比对孔子的著作和思想非常佩服。公无前479年是汤因比文明理论中“混乱时期”的开端，而且他还把这一年作为我国战国时期与春秋时期的分界线，这与一般中国史学家们的分期法不同。为什么汤因比如此重视这一年呢？这是因为孔子在这一年逝世。可见他对孔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影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孔子逝世后的250年间，即秦统一中国之前的这段时期（汤因比称之为“混乱时期”，即我们称之为“战国”时期），汤因比认为这段历史有两大特点，一是“大量使用自杀的权术”，二是“知识学术的空前活跃”。这正是当时中国历史的活生生的写照。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各诸侯国混战兼并的时期。春秋时期首先称霸的是齐桓公，古人有云：“王霸桓公为盛”。桓公死后齐国由于内乱而霸业衰。随后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等也相继称霸，而秦国虽逐渐强盛，但始终未能逐鹿中原。战国时期楚齐燕韩赵魏六国之间在秦的离间计谋之下纷纷为秦所灭。诸侯国之间在合纵连横的权术中出现了争雄称霸的混战。汤因比认为当时大量使用的这些权术，是自杀性的。当时的情景正是所谓“纵横连合聘西东，战伐风生利口中。天地不仁容祸首，尸山骨野立英雄”（戴名世诗）。正是在这种自杀性的你争我夺之中，秦始皇消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奴隶制已经开始崩溃，而封建制尚未形成，这个时期出现了各诸侯国间争雄夺霸的局面，因此战争频仍。这与汤因比所称的“混乱时期”正相符合。
    古代中国的解体时期，在哲学上也有过相似的混乱趋势。汤因比认为汉代的道教和儒教崇信的基调都是折衷主义。同样，在文明社会的解体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本来互相冲突的各派哲学之间在此时也出现了互相混合的现象。古代中国道家与儒家在汉初都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态度就是其突出的表现。不仅中国如此，在世界上其他的文明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例如，在公元前二世纪犹太教和祆教的相互渗透，古代印度黑天（克利什那，Krishna）崇拜和遍入天（毗湿奴，Vishnu）崇拜的融合。（注：参阅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第293-294页。）
    在汤因比看来，处在解体中的中国古代世界里有一种“宪政规章的复古主义”，而且公共活动和个人的生活无不受到它的影响。“古代中国混乱时期的挑战，在中国人的心灵上引起了一种精神的发酵作用，表现为公元前五世纪孔子的人本主义，以及稍晚而更急进的‘纵横家’、‘诡辩家’和‘法家’各种学派；然而这个精神活动的高潮却是转瞬即逝的。继之而起的便是一种回归过去的反动。这在孔子的人本主义的演变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它不久便由人性的研究一变而成为繁文缛节的礼的体系了。在政治方面它导致了后来传统的倾向，一切行政的措施都须有历史的陈规可循。”（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第334-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