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以为，儒家学派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种传统的伦理观。正因为如此，儒学也就被纳入了统治阶级的“合伙关系”之中。他说：“凡是中央集权的政府，如果没有一种职业文官的制度，是不行的。刘邦……尊崇儒家的哲学学派并招贤纳士，使精通儒家哲学的人也有晋升的机会，这样，就产生了以文化修养为基础的新贵族，因而使儒家学派的哲学家和以出身为基础的狭隘的旧军事贵族割断了联系。”（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第41-42页。）到汉武帝时这一新文官制度的形式得到了稳定。罗马帝国文官制的缺点就在于他没有解决元老院贵族和新的独裁者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汉朝时期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广开贤路的办法，使有才能的人有了晋升的机会。汤因比指的是汉武帝采取的策问（考试）的方法。凡公开对策时讲黄老刑名之学的人，一概不取，而独取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并给予官职。即“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汉武帝还采用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在京师设学校，又令郡县举孝廉，从此儒学与仕途就结合起来了。在汤因比看来，两千年来，中华帝国一直是由受过儒家教育的文官在统治。受过儒家教育的士绅阶级是政府取之不竭的人才来源。“对候选人所要求的才能应是擅长于模仿儒家典籍的古文体和解释儒家哲学时要达到当时的儒家认为满意的程度。公元前二世纪的儒家学派，如此巧妙地被诱入了帝国政体的合伙关系中，这会使孔子本人也觉得奇怪”。这种政治哲学提供了一种传统的伦理观，而这在罗马的文官制度里是没有的，因此它比戴克里先（Diocetianus）时代单纯的古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第83页。）但是奥古斯都所创立的文官制度只持续了七百多年就瓦解了，而刘邦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却一直持续到1911年。也就是说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才告终结。汤因比认为，汉朝的创建者刘邦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其创造的成果的持久性而言，是“所有统一国家缔造者中最伟大的政治家”。（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第42页。）在汤因比看来，罗马的奥古斯都所取得的成果与刘邦虽然相似，但比较起来，其持久性却远远不如。然而汉朝独尊儒术的思想虽然有助于封建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但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这是汤因比所未曾料及的。
    汤因比对鸦片战争以后世界上各列强无所顾忌地欺负中国，表示极大的愤懑。汤因比说，英国是用大炮为英国商船在中国打开通道的。他谈到，作为“这些犯下国际罪行的英国的行凶者们”的后代（包括汤因比本人和他的母亲、历史学家萨拉）为此而感到羞惭。时至今日，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再不敢忽视中国这个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势力了。但是中国的这种威望和中国在物质方面的力量仍是不相称的。“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这种美德与儒家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汤因比称赞传统的美德是中国人短时期取得成就的原因。汤因比为人类文化史总结出的八条遗产，其中谈到儒家的就占两条。一是“儒教世界中存在的人道主义”；一是“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注：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第289页。）可见汤因比对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
    汤因比甚至把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在他与池田大作的谈话中谈及世界统一的问题时，汤因比显得特别兴奋。他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这不是猜想，也不仅仅是希望，而是“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这里才是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有“令人惊叹的威望”的原因所在。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二千多年中，在政治上几亿民众一直是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上的影响渗透到遥远的地区；而且二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虽然近百年来全世界似乎是在按西方的意图统一了“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但是“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注：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第289页。）汤因比这个希望乃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是依据他的历史哲学--反对西欧中心论的观点--而达到的结论。这也正是当今世界文坛上讨论最多的热门话题。
    五、汤因比的二重性历史观与儒家思想
    汤因比认为，他生在一个混乱时期。这样的历史环境也正是历史学家的乐园。他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被“推动去关心时事演变所提出的每一个历史之谜”。他感到幸运的是他所受的教育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教育，而这种教育当时还没有被近代早期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所冲淡。他说正是这种传统教育使他收到“不为文化沙文主义的毛病所感染的有益效果”。（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第427页。）正因为如此，汤因比才避免犯把西方世界视为最好世界的错误。在汤因比看来，“他在思考其当代西方社会环境所提出的历史问题时，也不可能不去请教他的精神世界所寄托的希腊先知。”（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第427页。）由于这两个因素互相作用，就使得汤因比的历史观具有二重性。因此汤因比在研究每一个文明时都会想到把这一文明与古希腊的文明进行比较；把古代文明与当代文明作一比较；把世界上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进行比较。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汤因比在其整个的历史研究中都使用了比较的方法。他认为历史就是两个世界的一种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