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礼乐和仁义。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孔子要求人人守礼，个个守本分，任何人不得僭越，反对割据，反对犯上作乱。他宣传忠孝、相信天命。这些思想有利于中央集权。孔子的这种思想对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是有益的，因而被其所利用。孔子因此才有“万世师表”的美名。道德礼仪是少数统治者所创造的，自然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男女有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学礼，无以立”（注：《论语·季氏篇》。），孔子把礼看作做人的根本。中庸为至高的美德。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在政治上是“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注：《礼记·缁衣篇》。）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把精力全都放在互相争雄夺霸之上，哪里还管什么“礼”不“礼”的。“礼”早被他们抛到九宵云外了。因此孔子才特别着重提出“复礼”。孔子赞美西周的政治制度而反对一切违反周礼的僭越行为。他提倡“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注：《礼记·中庸篇》。）在孔子看来，春秋时期“礼坏乐崩”，引致“天下无道”。因此他主张恢复西周礼乐制度，提出要“正名”。其实孔子的这种复古主义思想意在维护正在没落的旧贵族的统治。然而孔子又主张大一统，要求天子治天下，诸侯治本国。“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注：《论语·季氏篇》。）孔子用礼乐仁义以求统一，反对战争，实是中央集权思想的萌芽，应该说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孔子及其学说虽说意在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但其实质却对奠定整个封建社会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汤因比看来，儒家学派的哲学家助长了古代中国人倾向于崇拜那种以自己作为主要文化代表的“自负之癖”。这种“以我为中心”的思想从秦始皇一直延续到大清帝国。在“乾隆们”看来，只有自己的社会才是文明社会，而人类的其余地方均是野蛮的、低贱的。汤因比曾引用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来说明。“历史的迷人的歌声诱使北京的天子自欺欺人地认为他是天下惟一大写的文明的代表”。（注：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其实，这种思想却也正与西方学者们把西方基督教文明作为最美好的惟一文明的“西欧中心论”如出一辙。
    儒家学派的创立人曾认为古代中国社会的病根在于忽视中国传统的礼仪和实践。他们认为救济的办法只有恢复理想中的古代社会和道德秩序。秦代对儒家的“复礼”之说置之不理，不仅如此，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导演出一幅“焚书坑儒”，乃至“以古非今者族”的场面，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专制统治。然而这种政策，汤因比认为，却激发了百姓的不满和愤怒，因此爆发了秦末的农民起义。在这段时期里，项羽曾试图恢复旧的制度，但终于劳而无功。然而刘邦则不然，他意在建立一种仁政。“秦始皇帝宏大计划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缺少了这种仁政。”（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第40-41页。）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春秋末期，旧贵族统治已在没落，新兴的平民阶层正在兴起，处在这种矛盾的社会发展时期，孔子的思想自然会采取一种折衷调合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汤因比对孔子的评价可以说是正确的，它符合当时的实际。
    在对待人性善或人性恶说方面，汤因比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既不赞成孟子的“性善”说，也不赞成荀子的“性恶”说。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身上可以说并存着善与恶，既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人既可以支配和利用宇宙万物，又可以为万物服务。这两种冲突不断地纠缠着。善恶的对象不仅是人本身，而且还有人之外的生物，甚至是宇宙全体。为我和利他似乎后者更难做到。献身于爱的人毕竟是少数。人们通常所说的文明的“进步”，其实只是指科学技术的提高。至于人们的道德水平，比起原始社会和旧石器时代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提高。什么是“爱”？汤因比说：“所谓爱就是自我献身，即意谓着不是为自己而夺取。”汤因比反对独占欲，在他看来，在今天家庭的结构规模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在家庭关系中强调义务的儒家主张，今天再适合不过了。”（注：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24、426页。）儒学成为中国的正统哲学后，以统治者作为大家庭即国家之长的儒家思想，为皇帝所利用。按儒家的说法，皇帝是包括“天下万物”在内的这个大家庭的一家之长。因此，原来对家长的爱和忠应该具体解释为也是对皇帝的爱和忠。（注：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第424、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