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渡是如何完成的呢？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诞生既不是“环境”，也不是“种族”决定的，而是“挑战与应战”的结果。当然挑战与应战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压力、刺激不能太弱，也不能太强。太弱则人类生命的潜力不易焕发；太强会使人类的生命力全部都消耗在应付环境上，而无力进行创造；只有适中的挑战，才能激发文明的生命力，人们才能进行创造性的应战。因此这里就需要有一个法则：那就是要有一个中间点，只有在这个点上，挑战才能发挥最大的刺激力，这个中间点就在强度不足和强度过分之间。挑战的严重性不足，反应的程度也就比较少，甚或在挑战的对象上不能引起应战；那么是不是挑战的严重性越强，成功的程度也就越高呢？其实在超过了中间点之后，挑战的严重性越增加，反应反而是减少了，也可能由于挑战的力量过于强大而使挑战的对象丧胆。因此挑战必须适中。汤因比在这里所说的适中，其实就是中国儒家哲学所讲的“中庸”。
    在汤因比看来，“真正的最适度挑战不仅刺激它的对象产生一次成功的应战，而且还要刺激它积聚更大的力量继续向前进展一步：从一次成就走向另一次新的斗争，从解决一个问题走向提出另一个新的问题，从阴过渡到阳。……把那挑战的对象从平衡推动到不平衡，好让它再面对一种新的挑战，因此刺激它再产生一种以新的平衡方式出现的新应战，其后再产生新的不平衡，以此方式不断前进，以至无穷。”⑩
    在汤因比的文明理论中谈到了三种文明：一是发展了的文明；二是流产了的文明；三是停滞了的文明。停滞了的文明不是中途夭折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在翻译时将停滞的文明译成夭折的文明，则有失汤因比的原意--笔者），而是“患了小儿麻痹症”。这些文明虽然诞生了，但是它们却像童话里的儿童那样没能长大。
    强烈的挑战，通常能激发高度创造性的应战，但这有一个极限，超过了这个极限，则严厉的挑战不但不会激励、反而是要毁灭一个文明。汤因比说：“停滞的文明之所以丧失了活动的能力，是由于它们曾经用力过猛的缘故。它们对于挑战的应战所花的力量的严重程度达到了刺激发展和引起失败的边缘。”（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第206页。）爱斯基摩人的用力过猛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冬天还留在冰雪上依靠捕捉海豹为生。因此汤因比提出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爱斯基摩人究竟是北冰洋的主人，还是它的奴隶”？爱斯基摩人虽然征服了北极的自然环境，但也成了那里的“囚徒”。波利尼西亚人用力过猛表现为大胆地在海洋上航行，而最后终于丧失了控制海洋的能力，只能生活在孤零零的、与世隔绝的海岛之上。当他们被发现之时，显然还处在原始社会生活阶段。游牧民族虽然征服了可怕的环境，而环境却也把他们变成了奴隶，成了气候变化和植物生长周期的囚犯。爱斯基摩人、波利尼西亚人、游牧民族这些停滞的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敢于大胆地对付一个同样无法控制的对象”。（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第208页。）因而它们的结局也是同样的文明的停滞。可见用力过猛和不足都不行，只有适度的挑战才能产生文明。也就是说，在文明的生长过程中，必须运用“中庸之道”才能得到正常的生长发展。这是汤因比文明理论的立足点。
    “挑战与应战”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是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一个文明的诞生就是对挑战的应战的成功。汤因比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理论呢？因为他也曾应用过其他的方法，但结果都不行。汤因比说：“用现代自然科学里的古典学派的方法来探讨文明起源的积极因素”会是“毫无结果”的。因为我们是在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的思想。一切故事的开端都是“一种完美的阴的状态”。（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第77页。）“浮士德的知识是完美无缺的；约伯的善良和富贵是完美无缺的；亚当和夏娃的纯洁和快乐是完美无缺的；在天文学家的宇宙里，太阳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形体，它沿着自己的轨道不受扰乱地平平安安地运行着。”“完美无缺”是一种“阴”的状态，也就是“静止”状态，静极则生动。“当阴的状态已经如此完美的时候，它就到变为阳的时候了”。而一个状态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时，它要变化就需要外来的刺激或动力。“用神话和神学来说，使五个完美的阴的状态变成新的动力，乃是由于魔鬼侵入了上帝的宇宙。”也就是说，上帝遇到了魔鬼的挑战。“人类这个主角所受的苦难的第一个阶段便是通过一次具有极大生命力的行为从阴变到了阳--是在困难重重的诱惑之下由上帝制造的人来完成的--这件事使上帝本人重新获得了创造性的活动能力。”（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第83页。）汤因比一反西方认为文明是由上帝所造的传统说法，在这里他把上帝人性化了，文明是通过上帝创造的人来完成的。
    在中国的哲学中讲天地人三才，天在上，地在下，而人居中央。人虽居天地之间，但人不但不能主宰天地，反而受其支配。所谓的天就是气候，而所谓的地就是地理环境。但在汤因比看来，文明的诞生不是因其适宜地理环境而产生，而是人对地理和气候的不适宜所进行的挑战的应战的成功而产生。因此，汤因比认为文明的主要动力在人，而不在环境。土地虽为历史的摇篮，但创造历史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土地环境。环境乃是人创造历史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