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撰学是史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领域。白寿彝先生对历史编撰学十分重视，在《谈史学遗产》和《史学遗产答客问》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历史编撰学的遗产是很丰富的，要放出新的香花，历史编撰学是又一个花圃。白先生还进一步认为，深入地开掘历史编撰学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指出：“我们研究史书体裁，跟著录家不同，不能专从分类上着眼，更应该看到史书体裁的发展。……研究史书体裁方面的遗产，批判地继承，对于我们写史书，在著作形式上的百花齐放，是有好处的。”[1]（P476）在白先生的倡导下，历史编撰学的研究开始吸引不少学者的注意，20世纪80年代起，学者们发表了不少有份量的文章。但是前辈学者对历史编撰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篇上，缺少从总体上分析一种体裁在某一时代演变、发展的轨迹，探讨它所具有的独特的时代精神和特点。本文拟以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研究为例，证明用“通识”的眼光，宏观地分析一种史书体裁演变、发展的轨迹，更有助于总结它在史体方面继承和创新的特点，从中理清史书的发展趋势。
    一、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发展趋势
    晚清是纪事本末体史书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主要用来记载战争。我们通过对晚清有代表性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研究，发现它同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相比，具有以下3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一）方略编撰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清代官修方略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殊形式，有人称之为“别体”，[2]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资料汇编性质的纪事本末史书。它经过乾嘉时期的繁盛，到了同光二朝逐渐走向低落。这一时期，清统治者设方略馆，简任大臣，如上所示编写了5部方略。这5部方略汇编了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和边疆少数民族起义的重要资料，但是却没有写清楚战争发展的来龙去脉，战争爆发的社会历史原因，战争的进程和因果嬗变之迹，以及与战争有关的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编撰方面，同光二朝方略仍因袭前朝的方法，主要是按照时序，汇集君臣的上谕和奏疏，以及皇帝的御制诗文、臣工的奏疏。这种编撰方法同时代赋予纪事本末体史书应该明晰地记载战争，“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鉴往知来”的宗旨不吻合。就内容而言，晚清方略仍是歌颂清王朝的文治武功以及皇帝的谋略，对于如何解决晚清以来内忧外患的问题，找不到切实有效的办法。方略的衰落，表明时代条件和社会思潮的变动，要求史书编撰形式也要不断变革，否则将会被时代淘汰。
    （二）仿效传统纪事本末的编撰方式，又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色彩。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后，又见之于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3]梁氏所论揭示出传统纪事本末史书显著特点，即以编年体和纪传体作为蓝本，由作者以纪事本末体例，取资一书或抄取群书而成。因此，某种程度传统纪事本末史书可以视为是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缩编本，很难体现著者的研究成果和对历史事件的观点和态度。晚清学者在继承传统纪事本末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撰述风格。这一时期，出现了《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西夏纪事本末》等5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它们在编撰上的共同特点是，不再满足简单的“钞书”，而是把“钞书”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如李有棠著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正文“俱本正史”，对其所记史事，按专题纂辑，缕析条分，基本上做到了章学诚所谓“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这方面与传统纪事本末的编撰并无不同，只是在征引资料上更加丰富。这二部书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的“考异”。李有棠说：“凡事有同异，词有详略，兼仿裴世期补注《三国志》及胡身之注《通鉴》，取温公所著《考异》三十卷散入各条例，小注分行，分载每条之下，名曰‘考异’，以便浏览，以资考证。”[4]“考异”是二书下功力最多的地方，分别占全书的一半以上。“考异”征引的书目近百种，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不少地方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尽管辽、金纪事本未有上述不足，并且征引过繁，但编纂者力图增加该书的资料性和学术性的用心还是十分清楚的，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纪事本末体史书在编撰方面所追求的目标，足以说明后期本末体史书的特色。”[5]（P13）
    （三）官修本末所占比重减少，私修本末蔚然成风。从上所言反映出，官修本末只有6部方略，其它34部都是私修本末。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晚清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控制的削弱，“经世思潮”再度复兴，使得私人修史环境相对宽松，保证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能够通过著史弘文表达爱国热情，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倡言变革。同时，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潮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为其“成一家之言”提供了条件。再者，纪事本末体“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它要求简明扼要地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资料丰富性上不象历代正史苛刻，私人只要有锐敏的“史识”，就能完成撰述的任务。这在晚清动荡的社会，战争频仍，事件众多的时代，为私修本末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官修本末之所以不多，可能和晚清史馆修史制度和纪事本末体自身特点有关，有待进一步探讨。
    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所体现的不同于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发展趋势，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思潮的产物，也是史学家顺应形势、勇于革新的杰作。在史书体例的发展历程中，只有适应时代的要求，“化腐朽为神奇”，传统史学习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