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时，对于精神方面内容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种事物和现象无不有其自己的萌生和发展的历史。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等无不如此；在经济基础范围内，各类生产技术、各种生产方式亦无不如此。这些内容，特别是物质层面上的内容往往可以而且必须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研究。那么，精神层面呢？可以说，人类精神的萌生与发展的历史，也可以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探讨。本文仅就如何运用精神考古来分析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提出浅见。不揣浅陋，率而操觚，供专家参考。
    一、精神考古的定位与意义
    广泛意义上的考古学首先应当是物质文化层面上的考古。这是整个考古学工作的入口和主要阵地。大量遗址、化石、器物的发现与研究，是考古工作者最常见的研究资料。只有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断代和研究，才能由此接近这些资料存在的历史时代，揭示出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面貌。所以说，如果离开了物质文化层面，没有大量的物化资料，“考古”便无从说起。这是考古工作最基本、最大量的内容，可以说它是考古的最基本的层次。其次是社会结构与制度层面上的考古。这可以说是通过考古来认识历史时代的必不可少的阶梯。例如，大量祭器的形制组合研究，可以揭示某一时代的祭祀制度的情况，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往往就是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的见证。通过这些考证与研究，古代的各种礼制及社会组织情况才会有“二重证据”的确切说明。
    广泛意义上的考古学还应当包括精神意识层面上的考古。人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具有主观能动的精神意识形态（注：精神与思想二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其密切联系在于二者都离不开人的思维活动。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亦指宗旨和意义。思想本质上是指人对于客观外界的思维活动。精神与思想的区别主要在于思想侧重于动态，而精神则侧重于静态。简言之，思想是流动的河，精神是耸立的碑。本文正是从这个区分出发，提出精神考古这一命题的。）。走出动物界的“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有了意识思维，有了精神活动，而在其他方面与动物界的区别并不明显。人们常说，考古研究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精神层面上的考古尤其直指本质。考古研究最终要趋向于对于人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人的精神意识的研究。人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与精神存在物三者的统一体，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不仅是人走出动物界的关键特征，而且也是由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特征。我们应当既见“物”又见“人”。这是因为，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文明时代是由人来开启的，社会的进步是由人来推动的。研究历史，理所当然地要更多地关注“人”的因素。在我们的考古研究中要努力透过物质文明的表征看到人的精神。
    法国20世纪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其名著《知识考古学》中虽然力图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但他却竭力将考古学与人类精神意识形态的研究截然区分开来，认为“考古学的描述却恰恰是对思想史的摈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的东西的历史”。他认为，考古学与思想史的研究相区分的关键之点在于，“考古学不试图重建人们在说出话语的一瞬间的所思、所愿、所求、所感受、所欲的东西”（注：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6～178页。）。福柯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指绝对的物质文化层面上的考古学，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广泛意义上的考古学。真正的考古学不仅不是对于精神意识形态的“有系统的”“摈弃”和“拒绝”，而应当是“有系统的”接受和融会，并且将其定位于考古学的相当重要的位置之上。
    精神考古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之一，就是对于人类思维方式的研究。早期人类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了理性思维的萌芽，但感性思维还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思维，专家称之为“原始思维”、“原逻辑思维”。对于原始思维做出开创性研究成就的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他的《原始思维》一书详细地考察了原始思维的特征，揭示出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律”等思维规律（注：关于“互渗律”，布留尔说，“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不是原逻辑的，也不是非逻辑的。我说它是原逻辑的，只是想说它不像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它首先和主要是服从于‘互渗律’。具有这种趋向的思维并不怎么害怕矛盾（这一点使它在我们的眼里成为完全荒谬的东西），但它也不尽力去避免矛盾”（参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0～71页）。概言之，“互渗律”的主要特点在于：一是在思维中主、客体不分；二是思维过程不忌讳矛盾。）。但是，他所采用的材料基本上是欧洲传教士及一些人类学家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大多属于人类学、民族学的范畴，真正通过考古发掘得到的考古材料则基本上没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笔者以为，按照我们关于精神考古的理念，恰恰可以通过考古研究来弥补这一缺憾。关于原始思维的研究不仅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也应当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