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的历史，人物研究自古以来就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新史学产生以来，人物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据《八十年来史学书目》粗略统计，1900-1980年间出版的关于人物研究的专著、论文集和通俗读物等约两千种；另据《1999年历史学年鉴》所载书目，仅此一年中国史人物研究方面就出版有专著、论文集、通俗读物270种。自从上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以来，人物研究和其他历史学分支一样，经历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回顾人物研究所经历的历程，特别是其中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转变，不仅必要而且有益。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入手，对新史学产生以来的人物研究做一简要回顾。
    一、从纪传到传记——近代人物研究的肇始
    中国史学的传统要追溯到《春秋》，孟子认为“世道衰微，……孔子惧，作春秋”，以褒贬书法，表达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看法，以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所以“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P58）。但是人物传记的起源还是要从《史记》算起，太史公试图“究天人之际，观古今之变”，强调历史研究以人物为中心，原原本本地总结历史经验，探寻治乱之源。[2]（P25）以后纪传体便成为正史的体例，直至民国初年修《清史稿》时仍然沿用。不过正史的体例虽然日臻成熟，同时却也日渐地变成御用的宣传品。[3]（P45-48）
    到了清末，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认为旧史学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帝王家谱，而且人物也完全局限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内容也没有跳出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学术史的范畴。为此，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人物研究从此走上新的轨道。[4]（P241-246）
    梁启超还身体力行，撰有多篇人物传记，影响较大的有《殉难六烈士传》、《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王安石传》等。其中《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一书既是“运用西方学术眼光和治学方法对中国历史人物的生平思想作综合性研究的一个尝试，也是把中国旧传记改造为强化学术要素的用史学笔法写成的第一步”[5]（P139），从此开创了中国传记的完全形态的评传体式。在梁启超看来，“英雄创造历史，晚清的黑暗腐败，戊戌变法的失败，就在于缺少英雄”，所以他竭力“张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激励民族精神，以图改造中国社会”[6]（P414）。
    新文化运动给史学界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白话文从此成了史学研究也是人物研究的通用文体。疑古运动的主将顾颉刚通过对古史人物的研究论证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而关于孟姜女的研究则打倒了学者的假史实，表彰了民众的真传说，[7]（P4）史学界对于史料的运用从此为一大变。歌谣运动的猛将刘半农也把对下层民众的关注带到了史学中，他对传奇妓女赛金花作了访谈。刘牛农、商鸿逵著《赛金花本事》（岳麓书社，1985年）对于研究赛金花本人及其丈夫洪钧、庚子之变以及晚清妓女行业都极具价值。但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却使得史家可以接触到未被文字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为史家了解下层民众以及下层民众记忆中的历史打开了方便之门。[8]（P37-46）
    朱东润可说是20世纪最成功的传记作家之一。他借鉴中西方传记文学两方面的传统，自成大家。他认为人是一个整体，反对把人物割裂开来的“评传”写法，认为应就传主“生平及其著述作综合叙述，使人一目了然”[9]（P5-10）。他所作《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史料翔实，文笔生动，堪称传记作品的典范。“用纵的方法，以传主的生平为线索，按时间先后加以叙述”，“对言过其实地颂扬和事失其真的诋毁一概不取，分别写出张居正在各个时期的功过，比较真实地描绘了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又想陶熔时代’的地主阶级政治家”[10]（P96-98）。作者赞扬张居正的功业道行，仰慕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与其说是在赞扬张居正，不如说是期待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里出现一个像张居正那样扭转国势的英雄。
    但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文网严密，白色恐怖严重。吴晗遂利用史学著作借古说今，指桑骂槐，1943年，他出版了通俗性史学读物《从僧钵到皇权》，对朱元璋的特务统治和文字狱等政策大加挞伐，实际上是在影射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政策，所以深受进步读者喜爱。[11]（P110-116）但作者后来对朱元璋的评价就较高，这是因为吴晗也在一步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所致。[11]（P292-295）但是影射史学的方法后来被姚文元等用来肆意歪曲史实，用历史为政治服务，文革后影射方法基本被弃用。
    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史学家之一陈寅恪在晚年也投身人物研究。在一系列女性研究之后，他把目标锁定在了明末江南名妓柳如是身上。[12]（P35-42）柳如是“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情怀，令陈氏一唱三叹。[13]《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所用的“诗史互证法”别开生面，考证缜密而变化万端，让人耳目一新。有论者认为该书实为“陈寅恪先生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以明清之际江南地区政治社会为中心，结合具体人物，融合文史为一体的新体例史学巨著”[14]（P23-27）。陈氏旁征博引，引用材料多达605种，[15]（P320-334）考证出钱柳暗中联合抗清势力的实例。
    但陈氏并不局限于此，更通过写柳如是与钱谦益的交游，描写明清鼎革之际，民族矛盾上升的大背景下，江南士人的活动及其心态。因此有学者认为《柳如是别传》“说是明清之际的情爱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政治史亦可也；同样也可以说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还可以说是明清史料史或从新的角度写就的南明史；当然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16]（P279-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