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评价标准的转换——建国后人物研究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借革命胜利之东风，一举占据新中国史学的主导地位，人物研究领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首要的变化是研究对象的变化。建国后出现了所谓“五朵金花”的五大史学热潮，其中之一即农民战争史研究。而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就是关于农民起义领袖和农民军将领的研究。特别是围绕着参加近代农民起义的著名人物，就他们的家庭结构、财产状况、性格特征、起义前后的政治斗争等问题作了大量田野考察。同时史家也正面评价了他们的反抗斗争。
    与此同时，帝王将相则面临着史家的重新检验。民族英雄几乎都被肯定，而其他人物几乎无不被重新评价。在评价的标准上，一度出现“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之争。[17]但是由于当时“左”的影响，学术争论很快被政治批判所取代，直到改革开放后，人物研究才走入正轨。
    邓广铭的《王安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这也是一部数易其稿的名作。在第一稿中，邓将王安石定性为地主阶级改革家，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将王安石变法看作是代表中小地主的变法派与代表大地主利益的保守派的斗争。20世纪70年代初期，邓广铭重版该书时被迫加入了一些所谓“儒法斗争”的观点。但在1979年重版时，邓广铭才将这些观点删去。到1997年，已经是90高龄的邓广铭才将《王安石》最后改定。[18]邓广铭在对《王安石》的反复修改中，不仅在史料挖掘上更加深入，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断地对原有结论做出反思，反映了他难能可贵的探索精神。
    邓广铭对《王安石》的修改过程，正好是建国后史学由引进阶级分析方法，继而为极“左”思潮所笼罩并最终摆脱出来的过程的生动写照。阶级分析方法使史家能够分析人物背后的阶级背景，如果史家不片面地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分析的话，那么这种背景应该既包括经济的，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因此仍然是研究人物的一把利刃。[19]（P101-111）[20]（P104-110）正因为如此，该方法在改革开放后仍然为相当多的史家所沿用。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气象却使史家更侧重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21]（P67-79）人物研究也就倾向于以对现代化的作用为标准。[22]（P245-270）
    买办阶级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作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被视为汉奸，所以一直被冷落，其代表人物也无人问津。汪敬虞在《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通过对唐廷枢的个案研究探讨了买办作为一个阶级或集团的几个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直接回答了买办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在这本书中，对传主的升沉荣辱的考察已经让位于对其所属阶级（集团）的活动特征的考察，因此，这本书不仅成了唐廷枢研究的典范，更成为买办研究的杰作。另外，该书还注意关注国外研究成果，并且开始关注现代化问题。
    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Rozman）的《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著作的引进，更使现代化的研究进入热潮。而在这个热潮中，译介过来的西方学者的著作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起了相当的推进作用。
    柯文（PaulA.Cohen）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就是其中一本。柯文选择王韬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王韬的特殊经历使其能够浸染中西两种文化，王本人如何应对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又如何走向现代化，成了柯文关注的课题。考虑到王韬的特殊性，在最后一章中，柯文将王韬与同时代几位名人作一比较，并得出结论，中国沿海与内地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巨大差异，1900年沿海发生巨大变化时，阮元式的学者在内地依然可见。[23]（P7）
    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许多史家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人物的功过，曾经被批倒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其对洋务运动的贡献，被史家重新肯定。[22]（P245-270）甚至远在11世纪的王安石变法，也在这个潮流中被重新审视。叶坦的《大变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一改学界以往王安石、司马光在变法进程中占主导作用的观点，强调宋神宗是变法的最高领导者。叶坦认为王安石变法破坏了宋初以来不与民争利的国策，因而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消极作用。宋神宗和王安石求治心切，事与愿违。叶坦在书中用图表表示变法对当时各阶层造成的损害，直观明了，不失为有益的尝试。
    叶坦在《大变法》中默认的前提是专制帝王是朝廷的主宰，也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但在黄仁宇笔下，君主的形象却是另一副样子。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三联书店，1997年）中径直将明神宗称为“活着的祖宗”，对他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局面深表同情。黄仁宇在这本书中刻画了六位在万历朝极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尽管性格不同，地位不同，志趣不同，却同样难免悲剧的命运，从而为读者勾画出明王朝大厦将倾的历史必然性。这种集体传记的手法起源于英国史家刘易斯·纳米尔，而在中国史研究中运用最成功的当推黄仁宇。通过这种集体传记的手法，黄仁宇有力地抨击了明朝僵化的政治体制，黄氏的大历史观也由此浮现于其中。该书在国内翻译出版后，深受学界和大众喜爱，印数超过10万册。
    三、人物研究的新探索——方法与体裁
    传记写作在人物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传记作品中叙述加评价的编撰体例并不能完全满足人物研究的需要。作为研究客体的人物，其个性千差万别，必须深入地解释、分析才能理解。而人的性格与社会角色的冲突，个体生命周期与短时段历史事件、长时段社会变迁的冲突，个人视野局限与社会广阔空间的矛盾，个人奋斗与世代传承的矛盾，这些矛盾要求史家既要深入考察人物的个性，又要摆脱人物的局限性，因此必须诉诸新方法的运用和新体裁的尝试。
    历史心理学就是人物研究最容易借鉴的方法。胡波的《岭南文化与孙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就是这方面一个有益的尝试。胡波“通过阐释岭南文化的特征和岭南人的文化心理来阐释孙中山的个性特征感知方式、思维特点、审美情趣、行为方式等的表现及其特征。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打开了孙中山的内心世界，使人们不仅能够看到他的表面的言行，同时能够看到这些言行后面的心理原因，以帮助读者了解孙中山思想行动中的某些似乎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的问题，达到了一般性研究所不能达到的目的”[24]（P94-96）。这样，通过心理史学的运用，可以使史家更深刻地了解到社会如何影响于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