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正统理念和专制政治旋涡中的正统之争，对几千年来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弄清它的起源、内涵与影响所在，对于分析与评判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乃至化解现实社会矛盾，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古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论述见仁见智，差异颇大。古代学者无论是欧阳修、王烝、魏禧等人各自的《正统论》，还是涉及这一问题的其它论著，都只是从史学层面上论证历代皇朝的正闰是非，近代学者梁启超和今人饶宗颐等先生论正统也仅着眼于批判与整合史学正统论。今人汪文学等学者则提出，所谓正统论实际上主要是指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即政治正统；秦永州、胡克森等学者又提出中原正统与汉民族正统说。综观学者所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显然存在不少含糊与分歧之处。（注：参见梁启超：《论正统》，《饮冰室合集·新史学》，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汪文学：《再论中国古代政治正统论》，《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6期；胡克森：《论中国古代正统观的演变与中华民族融合之关系》，《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秦永州：《春秋战国的华夷之辨与华夏正统之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故本文拟在此前众多学者研究基础上，对历史正统论的起源与内涵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透视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有一个形成、发展与丰富的过程，它最早发轫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正统理念，“攘夷”是其主要表现。“攘夷”必须“尊王”，王不尊则夷难攘，尊王则要强调天命。于是，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的王权正统成为正统观的核心内涵，表达君权神授天命观的“历数”、“正朔”等政治概念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尊王”旗号集中反映出这种正统意识。民族正统与政治正统理念必然反映到文化思想上来，也必然需要文化思想来支持和传承，维护民族正统与政治正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由此应运而生，孔子著《春秋》和董仲舒对《春秋》公羊学大一统观念的推衍以及“独尊儒术”文化主张的被采纳，就是儒家思想文化对华夏民族历史进程及其政治正统观的认同，同时也是儒家思想文化本身正统地位得以确立的标志。其中，儒学的“道统”论证及史学的正闰之分是突出表现，并逐步采用原本代表血统正嫡关系的“正统”一词来表述广义的正统观念。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包含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三种内涵，下面分别略作论证。
    一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肇始于远古中原“诸夏”区域部族的优越感，也就是说这种正统观含有诸夏部族为正统、中原之地为正统两层意义在内。中华民族是在远古中原“诸夏”部族基础上经过几千年滚雪球式发展而形成的，区域部族正统观、优越感是其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说，没有中原“诸夏”的区域部族正统观的凝聚力，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早在尧、舜、禹时代，中原诸夏部族为正统、四夷为附庸的理念就已经萌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心理隔离感已经形成。（注：《左传》成公四年载：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尚书》等先秦古籍中记载尧、舜、禹时代史事时已多次出现“四夷来王”、“四夷咸宾”、“四夷左衽罔不咸赖”、“蛮夷率服”、“蛮夷猾夏”等话语，显示出位居中原地区的炎、黄、尧、舜、禹等诸夏民族共同体的中心优越地位与理念。首先，“华夏”与“夷狄戎蛮”的称谓就包含着优劣之分。这里的“夏”指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河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诸夏部族，“四夷”即东夷、北狄、西戎、南蛮，指生活在华夏族居住地区之外的周边民族。在汉语中，夷、狄、戎、蛮等字，本身就是带有蔑视意义的，包含着远古诸夏部族对周边民族的鄙视态度；而“夏”的本义就是“大”，唐代经学家颜师古在解释这一自《尔雅》就已注明的含义时指出：“诸夏，中国之诸侯也。夏，大也，言大于四夷也”。可见，“夏”同样包含着远古诸夏部族自身优越感。其次，先秦古籍保留了许多反映诸夏民族优越感的记载，如《国语·周语》中记载，晋侯派正卿范武子朝见周定王，定王待之以“肴蒸”之礼，并解释说：这是接待亲戚的高规格礼节，如果是戎狄来朝见，则会用“全烝”的礼仪招待他们，让他们坐在门外，派礼宾官员送全牲给他们分食就行了，因为“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这件事典型地说明了华夏族自以为高贵而鄙视戎狄的心态。又如孔子所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注：《论语》宪问、八佾二篇。）管仲所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富辰所云“狄，豺狼之德也”等，（注：《左传》闵公元年、《国语·周语》。）都表明了这种对夷狄鄙视的成见。所以，先秦时代，华夷区别始终是相当明显的，“中国不近蛮夷之行”，“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注：《战国策·赵策二》、《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几乎把夷狄视作落后、愚昧的同义语，卑而远之。直到战国时代，当时已经相当强大的秦国仍被中原华夏族视为夷狄而卑之：“诸侯卑秦”，“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注：（注：《史记·秦本纪》。）不仅中原地区华夏族如此看待自己、卑视四夷，周边四夷民族自己也认同这种民族差异，《战国策·楚策三》载：“楚王曰：‘楚，僻陋之国也。’”《韩诗外传》卷二载楚庄王罢朝后对樊姬说，刚才听忠贤之言而不知饥倦，樊姬便问：“王之所谓忠贤者，诸侯之客欤？中国之士欤？”当听说是与沈令尹谈话时，便着实揶揄了楚庄王一番。楚庄王自称僻陋之国，而其樊姬作为不出殿堂的女人，也只认同中原诸侯之士才称得上忠贤。这表明即使在四夷自己看来，本国也属僻陋之地，中国之士、中国诸侯之客才是高人一等的。又《韩诗外传》卷九记载秦缪公为留用西戎能臣由余而向大臣王缪问计时，王缪说：“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尝见中国之声色也，君其遗之女乐，以婬其志，乱其政，其臣下必疏，因为由余请缓期，使其君臣有间，然后可图。”本身就被中原诸侯瞧不起的秦国对其西邻戎王同样以拥有中国声色为高。特别是《尚书·仲虺之诰》记载：商汤王“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商汤王的政治感召力和文化影响力竟致四夷渴望率先受到其征伐。这种出自华夏族的记载虽然难免自夸自炫之嫌，但至少显示出华夏族当时对本民族共同体的自信心与优越感。孟子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就更典型地说明了这种华夷文明差异的不可逆转性。（注：《孟子·滕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