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原地区诸夏部族会有如此优越感呢？细究史实，可知基于下述两大优势。其一是中原诸夏部族生活在亚洲内陆大河流域肥沃平原上，《战国策·燕策二》谓之“中国，膏腴之地”，同时依靠其勤劳的双手与早熟的智慧，很早便开始了改造自然、开发农业经济的斗争，积累了丰富和先进的生产经验，从而为自身创造了较好的生存环境，大禹治水的美好传说便是这种生产斗争的缩影。《史记·河渠书》在记载大禹治水功绩时指出：“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揆诸史实，这种评论是可信的。其二是在此经济基础上，中原诸夏部族创造了先进的文化与文明，《毛诗·小雅·六月》序论及周宣王时代政治状况时说：“湛露废则万国离矣，彤弓废则诸夏衰矣，菁菁者莪废则无礼仪矣，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这段史料说明：首先，当时“诸夏”、“中国”与“四夷”的区分相当明确，“中国”与“诸夏”则为同一概念；其次，诸夏的兴盛及对四夷的卑视基于其先进的礼乐文化，一旦先进礼乐文化衰落，则四夷不服而交侵。所以，“诸夏”、“中国”不仅代表着一个文明发达部族，同时也是一种先进礼乐文化的同义语。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准备采取胡服骑射时，公子成说的一段话对这种优越文明作了很好的概括：“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注：《战国策·赵策二》。）可见，华夏诸族最初的正统观不仅包含着种族的优越，更包含着文化先进的因子，二者的结合便构成中原地域优越的内涵。因此，那种认为先有中原地域正统观，然后才有汉民族正统观的看法是值得推敲的。（注：胡克森：《论中国古代正统观的演变与中华民族融合之关系》，《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中原地域之所以受到四夷的尊崇，是因为华夏诸族在这里创造了先进的文化与生产力，没有华夏诸族及其民族文化这一内涵，就不可能有中原地域的正统地位。当然，中原的地域优势也是华夏诸族赖以成功的地理条件，因此，华夏诸族与中原地域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我们说民族正统观，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原地域正统地位。
    正因为先民早在远古便已有了这种比较明确的民族正统意识，有了比较强烈的华夷之辨，时至春秋战国时代，一旦四夷交侵中国，便有了“攘夷”的必要。《毛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故孔子作《春秋》如实地反映了这种意识所在，将诸夏与夷狄在各方面的差别与斗争通过文字差异鲜明地表现出来。后来的《春秋公羊传》和董仲舒《春秋繁露》都用了大量篇幅来诠释诸夏与夷狄的内外之分以及孔子所著《春秋》尊王、攘夷的两大主题。如《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五年：“邾娄人、牟人、葛人来朝。皆何以称人？夷狄之也。”《春秋公羊传》哀公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从孔子与董仲舒所有关于攘夷命题的论断来看，攘夷的意义，或者说攘夷的实质在于保持诸夏民族在中华九州的正宗统治地位。此后，“攘夷”成为历代中原统治者体现正统本色的一大命题，谁想取得中国正宗统治者的地位，谁就得承认中原诸夏的正统地位而打出攘夷的旗帜，否则，他就不能得到中原华夏族的认同。秦自“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然后，始终坚持“外攘夷狄，内兴功业”的方针，终至统一中国。（注：《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卷三十《平准书》。）“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注：《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魏晋南北朝各族政权无不援引先贤“拓土攘夷”的辉煌以取得中原正统地位。直到明代，统治者仍然不忘宣扬“乃武乃文，攘夷正华，为天下大君”的功业。（注：《明史》卷六十二《乐志》。）20世纪初辛亥革命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口号。
    综上可知，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实质是文化之辨，而不是血统之分。因此，其民族正统论的内涵也因时代变化而改变，华可为夷，夷亦可以为华。《春秋繁露·观德》：“春秋常辞，夷狄不得与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夷狄反道，中国不得与夷狄为礼，避楚庄也；邢、卫，鲁之同姓也，狄人灭之，春秋为讳，避齐桓也，当其如此也，惟德是亲，其皆先其亲。……卫俱诸夏也，善稻之会，独先内之，为其与我同姓也；吴俱夷狄也，祖之会，独先外之，为其与我同姓也；灭国十五有余，独先诸夏；鲁、晋俱诸夏也，讥二名独先及之。”这表明：春秋时代，在一个诸侯国内，其他诸侯国是外；在整个诸夏，则四夷是外；在某种时刻，诸夏是内，在另一种时刻，诸夏也可以是外夷，如吴就被视作夷狄。可见内外之别、华夷之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是民族正统观，不是一种民族血统优越论。所以华夷之辨与内外之别实质上讲求的是一种文化差别与歧视，民族歧视成份不占主导地位，这使得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一方面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华夷之辨，另一方面却没有形成欧洲历史上曾有过的种族排挤乃至灭绝的政策与灾难。这正是诸夏民族后来能够吸纳周边民族而不断壮大，乃至今日古代的四夷与诸夏已完全融合为庞大的中华民族的重要原因。我们在研究历史上的正统观时，一定要注意这种特质，否则就很难解释华夏民族在浓厚的正统意识影响下何以又具有如此巨大的包容性以及对周边民族的无限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