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所有活动中，思维活动是最为迅捷的。对于蒙昧时期的人类思维过程，我们知道得极少。我们可以推测，在漫长世代的思维实践中，思维的灵活状态已经萌动。这一状态到了混沌时期，已经有了较多的表现。我们现在见到的上古岩画多属于野蛮时代，而这正是思维发展过程的混沌阶段。这些岩画的内容多缺乏内在的系统连贯性，一个一个的形象忽然这样，忽然那样，其间看不出任何逻辑联系。例如，江苏连云港将军岩上有一幅岩画，这幅岩画上面刻画有十几个只有双眼形的形象，类似人首形。有的额部刻有网状纹，大多数的眼部周围有像猫眼那样的长睫毛，呈放射状态向外展开，在口的部位也有放射状的长须。此形是人首，抑或是虎（猫）首形，尚难确定。有的人首形非常简化，只剩下两只眼睛的形象，甚至有的只用三个小点代表人的眼与口，还有的省略了双眼形，只余上竖的长发及呈倒三角形的人面状。整个岩画，虽然今天看来十分神秘，但它还不能算是当时的人对于神灵的描摹。笔者以为它只是表现了处于混沌状态的人的模糊不清的思维，人、猫不分的形象所展现的是当时人们缺乏概念分类的情况。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此幅岩画很可能被命名为“闪烁的眼”之类的名称，并且加以深奥的联想，对其进行诠释，我以为这是大可不必的。因为当时的观念很难用今天的眼光进行再现。也许当时的人什么都没有想，他就是认为自己就是猫类的动物，并不是自己“变成”了猫类的动物。我们看到的这幅岩画，有人与猫形象的重合，这并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两个概念的重合。其实，在那个时代，这两个概念很可能是同一的，所以，并不能称之为“重合”，因为它原本尚未分开。这幅岩画，与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提出的原始思维的首要特点--“互渗律”--即概念的混沌不分，是完全一致的。仰韶文化时期陶器上的著名的“人面鱼纹”表现了人面与鱼的形象的同一，与这里的人，猫的同一，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如，台湾高雄县茂林乡孤巴察娥有一幅岩画，这幅岩画中各种形象杂乱无章地混合在一起，大大小小的多重圆环占据着画面的主体部分，其间还有若隐若现的双臂上扬、双腿拱立的人的形象，有的人首形类骷髅，有的只是几个小点。这幅画虽然类似于现代人的朦胧（或者隐形）画作，但与现代人的观念却大有不同。笔者以为它只是早期人类混沌思维的表现，不可求之过深。原始思维的跳跃，说明当时尚未有思维的逻辑出现。思维的逻辑，只有在长时期的思维实践之后才会显现。没有逻辑仍然可以思维，但那只是跳跃性的杂乱无章的思维，这可以理解为早期人类思维的第二个方面的特征。
    早期人类的思维不仅时间有限，而且空间范围也很狭小。人们只关注身边的事物，目光是短浅的，没有较大范围的观察与思考，所有的思考都缺乏深度，对于因果关系的探寻采取了十分简单的方式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人虽然认为一切因果皆为某种神秘力量的决定，但这种神秘力量却是十分简单的。例如，“澳洲中部部落在仪式上使用的一种特殊法器，由小块木头或小块磨光的石头做成，形状各异，但一般呈椭圆形成长方形，上面刻有表现该群体图腾的图案”（注：爱弥尔·涂尔干：《原始分类》，第26页。）。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中，常常发现一些形体很小的陶塑及玉器、骨器，应当就是这样的神秘力量的寄托物。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神秘力量也许并不高大，并不比人强多少，甚至可能还比不上人的高大，但它们却可以影响人的活动。新石器时代后期，往往出现大型的祭祀遗址及神像，但在新石器早期，这种情况却无踪可寻。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是人的思维方式的不同。这种思维的一个重要特色就在于它受到诸多限制而空间狭小，缺乏对于因果关系的较深入的探寻，对于影响人的活动的神秘力量的认识也是相当肤浅的，有神人不分的倾向。简言之，就是它尚有很大的局限性。
    缺乏概念与分析的混沌不清的原始思维，只是在长期的人类社会实践中得以进步，逐渐有了原始的分类与逻辑。思维方式由形象进入抽象，由感性进入理性，待到理性思维形成并且占据主导地位之日，亦即文明时代到来之时。
    三、野蛮与文明之际的精神变革
    在野蛮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社会经济、政治及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发生着巨大变革，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内容。但是，这个时期人类的精神变革，却往往被大量的物化表现所遮掩而被忽视。这个时期的人类的精神变革是多方面的，其内容应当是十分丰富的，主要集中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在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方面有了飞跃；二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出现了人伦观念。
    天国观念的出现与神灵世界的形成是新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精神重大发展的标识。人类精神的最初飞跃与其说是唯物的、素朴的，毋宁说是唯心的、迷信的。天国神灵观念应当是早期人类精神领域的第一缕光明。新石器时代前期，缺少大型祭祀遗址，而新石器后期的大型祭祀遗址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多建筑在山巅、山梁等处，在平原地区，甚至人工堆筑成山用于祭祀。良渚文化遗址多有称为“山”或“墩”的人工堆筑的高台，如著名的“反山”、“福泉山”、“草鞋山”、“张陵山”等，历经数千年风雨，不少“山”或“墩”现仍高出地面4米以上，高者有的达到20余米。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泰山、昆仑山、华山、嵩山等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被视为神山。这种高山情结源于出现了天国神灵观念（注：以为神灵高高在上的观念，绵延甚久。汉武帝时人们认为，“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飞廉、桂馆，甘泉则作益寿、延寿馆，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汉书·郊祀志下》），所谓“通天台”，当是高耸之台，与上古时期的登天观念若合符节。）的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这些神山乃人们登天之处。如《淮南子·坠形训》谓：“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这些神山越到高处越神奇。在山崩或堆筑成山以祭祀的现象，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于天国的强烈向往。本来人人都是可以到达天国与神交往的，但后来这些权力逐渐集中于专门的神职人员--巫--的手中。所以，记载上古传说的《山海经》一书就多有这方面的说法。例如，《大荒西经》即谓“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姑、巫彭、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仅有高山还不够，高高的树也是登天之梯，传说中的建木、若木和扶桑等都有这种神奇的性质，其时代依《山海经·海内经》的说法，乃“黄帝所为”，正处在五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