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这个特定的帝国特定的社区内发生的革命，是与众不同的，⑩（注：The interpreta tion advanced here is developed more fully in Jack·P·Greene，“Empire andIdentity from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in Wm·Ro ger Louis,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5 vols.（Oxford,1998-1 999），2:208-30.）它不是内因的产物。美国革命前夕，各殖民地都很繁荣。18世纪六七 十年代，这些殖民地陆续扩张领土，经济和人口的增长以及长久以来苦心经营，使美国 革命非常独特，革命的起源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英国。在四、五十年代，当首府官员逐渐 开始重视殖民地经济的战略地位对英国财富和国力增长的重要性时，他们越来越担心首 府权威的衰弱和殖民地享有的广泛自治权很可能导致他们利益的丧失。
    恐惧使首府官员逐渐形成一种新帝国秩序概念，到19世纪时以这种概念的认识达到极 点，迫使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本来可以把帝国改造的更加统一，权威更明显地集于中心的 措施，（11）（注：See Elizabeth Mancke,“Another British America:A Canadian Mod el for the Early Modern British Empire,”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BritishHistory 25（1997）：1-36.）迫使殖民地服从于立法和其他并未给予殖民地以咨议权的机 构，但这是对殖民地地方事务自治的直接挑战。作为英国移民，他们要求有英国人身份 ，关键是殖民主义者的权限，他们希望享有英国的传统权利。无疑，这些措施被大多移 民理解为帝国竭力要建立一种侵犯帝国秩序的理由，这诱发了殖民地更加有力地保护其 权利和强烈的要求首府剥夺地方自由权利的认同。
    移民的激烈反抗和强烈要求损害了首府的尊严，同时也激发了首府抵制和移民对固执 己见的首府优势的“非常”屈尊。这说明英国殖民主义者，从文明层面讲，并不是真正 的英国人，而是一种人性低下、粗暴扩张和野蛮残暴地对待他们的非洲奴隶的殖民者。 这也说明了诱发1774-1775年移民愤怒抵抗那些措施和1776年移民做出独立决定的原因 。所以，美国革命应被认为是一场移民暴动。首府剥夺移民的地方事务控制权和否认他 们英国人身份的要求的那些措施是导致暴动的直接的诱因。
    在抛弃君主制，断绝与英国的联系和采纳共和的斗争中，领袖们大可不必发动一场大 规模的暴动，在1607到1776年逐渐形成的激进社区转型运动，更别说采取暴力的方式。 （12）（注：For a country View,see Gordon S·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 n Revolution（New York,1992）。）用后来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当一体化的殖民地人民 从大英帝国分离出来的时候，他们改变了形式，当然不是他们原政府的复制品。”（13） （注：Chief Justice Morrison Waite,quoted by E·L·Jones,“The European Backg round,”in Stanley L·Engerman and Robert E·Galman,ed.,The Cambridge Econom 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vol.1:The Colonial Era（Cambridge,1996），109.） 各州特殊的历史条件基本上可以解释革命过程中的实质性差别。在后殖民时代，每一个 地方都在指责政府和法院的腐败现象，不平等的代表权，反对官方教会或其他的政治问 题，新的共和宪法及后来的立法都在努力解决这些难题。在1764年以后，与日益深化的 政治意识产生的社会背景相对，那些宪法的编写者们也在有限的范围内尝试着改善现存 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在1775-1776年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军事动员，这促使立法议席和公 共职务的扩展以及政治活动经费的向下浮动，尽管仍是富有阶层把持，但在一定程度上 使财富稍逊的人能在公共事务领域发挥积极作用。（14）（注：Jackson·Turner Main，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 f the Legislatures，”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d ser.,23（1996）：391-407.） 然而，大同小异，殖民政府的领导在向共和制的转变中保留了权力，在1776年创立共和 政府呈现出与他们所取代的政府惊人的相似。
    正如殖民地时期一样，地方政权仍把持在占绝对优势的群体手中，中央政府很微弱， 这是殖民地联合抵制首府的一个无意识结果。同法国相比，美国革命并未产生一个统一 的中央政府，有效的权力仍掌握在各州手中。直到18世纪八十年代，根据联邦宪法国家 权力得到加强之后才有所改观。在各州和地方一级，政府仍是移民意愿的机构。尽管它 稍微扩大了参与权，但对于公民能力的考虑仍然有限，就平等权而言，也只是那些独立 的人能够享有。战争刺激了公共事务领域的极大膨胀，至少在最初几年，共和政府表现 出比殖民政府更大的侵犯性。然而，领袖们宁愿保持廉价和小规模的政府，拒绝支付和 平时期常备军的费用，注意支持地方公共事务，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保持有序的社会，分 享社会公正，重中之重是保护私有财产。
    新共和政府也未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重建运动。在个人领域中对家庭幸福的追求仍 然是主要的人文动力。社会秩序仍是公开的，社会关系仍是革命前基本上的人人平等， 但是财富仍是社会地位高低的主要标准，有进取心的杰出之士们仍不断谴责贫富差别。 由于并不限制个人财富的积累，社会分化继续。尽管共和制政府经常无意识地侵犯私有 财产，但仍不断重申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了反对革命和土地被剥夺、拍卖以 支付公共费用的人以外，土地所有权仍是可靠的。在各州，仅次于土地的奴隶，从整体 上来说是最有价值的财富形式。虽然1760年后产生了强有力的废奴运动，但在有经济活 力和代表一种固定投资的州，奴隶制机构继续存在。正如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指出： “所有基于财富的契约和权利并未被革命改变。”（15）（注：John·Marshall,as quote d by Jones,“European Background,”109.）事实上，奴隶制存废问题，正如美国新共 和制的其他事务一样，成了一件由地方取舍的事。
    尽管如此，有些学者仍热衷于把美国革命比作伟大的欧洲革命，强调它的革命性和美 国历史的极端不连续性。这极大地疏忽了对美国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背景--早期美洲 政治、社会经历的探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美国社会历程的把握有力地说明殖民 地和革命时代只是很大的一部分。革命最激进的后果就是独立后五十多年的政治和社会 关系重构。（16）（注：Wood,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然而，在我看 来，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这种不连续性概念到底是什么：一些发展趋势的问题在逻辑上就 可说明，近代大英帝国松散联合政体的持续性以及殖民地激进政治社区的特征，就是这 些社区，的确是因为他们的激进特性才能发动了这么一场极为“保守的”革命。
    译自《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00年第1期第105卷，第9 3-102页，作者：杰克·P·格瑞尼（Jack·P·Gre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