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大钊：由具有卓识的社会历史观点走向唯物史观
    李大钊同样是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由于陈独秀主要活动于南方（1916年初以前以及 1920年初以后），李大钊主要活动于北方，故当时即有“南陈北李”之誉。李大钊关注 的问题和阐述的观点与陈独秀有许多共性，同时又有其鲜明的学术个性。
    李大钊早年读书即开始接触“新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政法学校。1913年入日本东 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5年初，参加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 一条”的斗争，次年5月回国，投入反袁斗争。同年8月任《晨钟报》总编辑。《新青年 》创刊后，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
    李大钊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深切关注民众的命运、民众的意志，这就赋予其进化史观 和民主思想以深刻的社会实践性和科学性内涵。民国元年6月，他就撰有《隐忧篇》， 认为中华民国初建之际，正是各界人士面临“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以求 国家日臻强盛之时。“民国”之船本应有希望缓缓行进，最终到达彼岸，但它迟迟数月 ，犹处于“惶恐滩”中，“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 激荡”。环顾国中，现今正紧迫地存在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六项危难 [11]（P1），亟需采取应对的办法。“隐忧潜伏，创国伊始，不早为之所，其贻民国忧者 正巨也！”[11]（P1）次年又撰《大哀篇》，痛斥军阀横行、战乱频仍，造成民众陷于水 深火热之中！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 ，李大钊立刻奋起反对，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并散发《 警告全国父老书》。在这些文章和文件中，李大钊满怀义愤地列举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一系列活动，揭露了“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号召国民奋起自救，用“卧 薪尝胆”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志气，誓死反对日本侵略，鼓励国民“勿灰心，勿短气” ，坚持到最后胜利。[12]（P8—18）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李大钊站在反袁斗争的前列，同时也由于袁贼上演这出称帝 丑剧，引发他对民众觉悟与国家政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使其理论思维得以升华。当 1914年，帝国主义分子古德诺写文章为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时，李大钊即著文 予以痛斥。至1916年初，袁贼迫于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被迫取消“洪宪帝制”，但仍 腆然窃据大总统职务。民国已经宣告成立，举国公认实行共和政体，但袁贼为何能利用 当时出现的种种政治丑恶现象实现其复辟野心？如何总结出经验教训以杜绝帝制再度借 尸还魂？李大钊作了深刻的理论探索，围绕国家政治制度与民众觉悟和组织能力，民众 如何认识自己的力量、发挥伟大的作用，以保证国家逐步地沿着民主、富强的道路前进 等问题作了分析，得出了极其宝贵的认识。他认为，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和维护，必须 以民众提高觉悟程度和组织能力为基础。“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盖政治者，一 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良以事物之来，纷沓毕至，民能以秉 彝之纯莹智照直证心源，不为一偏一曲之成所拘蔽，斯其包蕴之善，自能发挥光大，至 于最高之点，将以益显其功于实用之途，政治休明之象可立而待也。”[13]（P40—41） 再者，他提出必须正视中国几千年专制政体压迫民众造成的历史重负，要彻底破除民众 心目中对“英雄”“神武”人物依赖、迷信、盲从的落后意识，要教育民众相信自己， 掌握自己的命运。
    两三年前，吾民脑中所宿之“神武”人物，曾几何时，人人倾心之华、拿，忽变而为 人人切齿之操、莽，袒裼裸裎，以暴其魑魅罔两之行于世，掩无可掩，饰无可饰，此固 遇人不淑，致此厉阶，毋亦一般国民依赖英雄，蔑却自我之心理有以成之耳！……残民 之贼，锄而去之，易如反掌，独此崇赖“神武”人物之心理，长此不改，恐一桀虽放， 一桀复来，一纣虽诛，一纣又起。吾民纵人人有汤武征诛之力，日日兴南巢牧野之师， 亦且疲于奔命。而推原祸始，妖由人兴，孽由自作。民贼之巢穴，不在民军北指之幽燕 ，乃在吾人自己之神脑[13]（P47）。
    由此，他又相当精辟地论述“民众”与“英雄”的关系，认为英雄所具有的巨大影响 力，在于集中民众的意志而拥有，是民众意志的总积累，故离开民众的支持，是不存在 英雄人物：“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 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 [13]（P48）最后，李大钊针对民国成立、共和之政体虽已肇始，然而主持正义的社会舆 论反更受压制，言论自由愈淹没不彰的现状，阐释了法制、秩序与理性、自由二者的关 系。他指出，法制、秩序必须建立在理性和进步的基础上，社会才能进步：“群演之道 ，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前者法之事，后者理之事。必以理之力著为法之力 ，而后秩序为可安；必以理之力摧其法之力，而后进步乃可图。是秩序者，法力之所守 ，进步者，理力之所摧也。”[13]（P54）并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呼吁国民应以发展民主 思想、民主政治作为当今紧迫而重大的任务，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民贼窃国的基础：“盖 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今犹 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 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 ，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 也。”[13]（P56）李大钊精心撰写的这篇《民彝与政治》，是标志着民国初年历史观取 得重要进展的珍贵文献。我们细心紬绎此文，可以发现：李大钊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 论述，已经自觉地运用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具体地分析问题的方法，因而对一些重要的 命题的阐释，既继承了20世纪初年宣传进化史观的学者和革命派宣传民主共和的进步观 点，且又明显地向前推进，在社会民众觉悟与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和运作之间的关系， 民众的实际愿望与“英雄”人物的作为、成败之间的关系，法制、秩序的维持与发展民 众的自由意志、保障国民的民主权利之间的关系等项的认识，已达到与唯物史观原理相 通的高度，这就为他此后在历史观上实现意义更加重大的飞跃奠定了基础。
    当1916年，北洋军阀不顾公然违背民众意志，要在宪法草案中列入“国民教育宜以孔 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李大钊同样予以有力的抨击，他指出：“宪法者，现代国 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 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14]（P 77）但其文章又明确地表明他所严词批判的历代专制君主利用不断演化的孔教作为维护 其专制权力的法宝，而非指孔子学说本身。他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 ”，“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 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15]（P79—80）。这些言论，显示出他对儒学采取了 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辩证态度，是很可贵的。李大钊与陈独秀一样，把中国的希望寄 托在全社会中最有朝气、最易觉悟的青年身上。1916年，他连续发表《<晨钟>之使命— —青春中华之创造》、《青春》两篇名文，以火热的激情，号召青年乘风破浪，勇往直 前，担负历史的重任，冲破一切旧势力、旧思想的阻碍，再造民族的生命，把国家引向 光明幸福的未来。他说：“青年者，国家之魂”；“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 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 ，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16]（P63，P60）“凡以冲决历 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 望矣”；“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 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 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 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 乎远矣”[17]（P71，P75—76）。